第一，现在我国法律还不太精确，许多情况下权利义务不太容易确定，如果制定这一规则会加大诉讼风险，不利于促使人们依法维权。
　　第二，会对公益诉讼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公益诉讼的原告目前因“权利的不确定性”很容易败诉，如果制定这一规则可能会妨碍公益诉讼的提起。
　　第三，国外也有国家（例如美国）并不适用这一规则。
　　对此观点笔者亦不能苟同。
　　1、既然已知法律规定不明，还要“促使”诉讼，岂非鼓励“滥诉”？
　　“法律不太精确”和“权利义务不太容易确定”，均是不太清楚明白之意。在这种法律规定和权利义务均不清不楚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促使”人们去提起这种不清不楚的诉讼？人们又怎么能“维护”得了自己不清不楚的“权益”？明知法律规定不明因而人们无法有效维权，还要“促使”其去诉讼，岂非有“鼓励滥诉”之嫌？
　　2、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能成为不完善赔偿制度的理由
　　公益诉讼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行的，“公益诉讼原告易败诉”的不正常现象，恰恰反映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不应鼓励人们去打这种明知要败诉的官司，而应鼓励人们采用其他方式“提醒”国家完善法律制度。因为即使不判负担对方律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败诉后一样要付出很大的经济损失，如果“鼓励”那些为了社会公益的人去遭受那些明知要遭受的经济损失，显然有悖公正。
　　实际上，由于“权利的不确定性”所导致公益诉讼的原告因败诉还遭受了“负担诉讼费”的经济损失，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取消“诉讼费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则呢？
　　因此，公益诉讼制度的不完善，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不完善赔偿制度的理由。
　　3、美国没有“败诉方负担律师费制度”，但美国有“惩罚性赔偿制度”
　　王亚新教授说：德国规则采用的是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则，但是“美国人认为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无论谁赢谁输，请律师都是为了解决纠纷，既然纠纷解决了，律师费也应由各人自己承担”。王教授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参照美国规则。
　　事实上，美国虽然没有“败诉方负担律师费制度”，但美国有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例如1993年的“TXO Production Corp.v.Alliance resources Corp”一案，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1.9万美元，而陪审团裁决侵权人应赔偿1.9万元的补偿性赔偿金及100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金，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此项高于实际损失526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不违反法律的正当性。数额如此之高的惩罚性赔偿金，显然已经完全将受害人的律师费损失涵盖其中了，受害人的权益已经得到了充分保护。
　　但是我国却并没有建立完备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绝大部分案件均不能将受害人的律师费损失涵盖在“赔偿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只参照“不赔律师费”的美国规则，而不参照“惩罚性赔偿”的美国规则，岂非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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