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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权威倒塌之后，出现了名义上的天子和事实上的各个政治实体间的动态平衡。这时，不再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大到规定每一个人的思想和道德，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伦理、法律和制度。此时的春秋诸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自决的。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春秋诸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许多买主，就是国家和国君，乃至卿大夫，他们在市场中观察、选择、试验各种思想、制度，他们也需要、渴望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使其能够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保存自己，战胜别人。在这个巨大的思想自由市场上，借助于士在各国间的穿梭游说的思想交流和竞争，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逐渐的完善自己，争取得到买家的赏识和实际适用，然后在各自的试验场中进行检验。这种检验的唯一标准，就是强国。再具体化之，就是富民强兵，争霸天下。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十个学派数十百个思想者在思考，我们可以想象，是整个民族在思考，并将这些思考付诸实践。
偏向静态的封建制的崩溃，带来的首先是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可以说，是私有制的发展，田亩不再统一划拨，平民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式，侵占井田以外的土地，并且最终受到承认。当田亩不再统一划拨，自然就出现了贫富差距，而商鞅的奖励耕种，似乎不仅仅是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在于鼓励私人财产利益的增长。只有在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之后，工商业才有可能得到发展，人才有和平流动的可能。
春秋时期第一个真正的霸主是齐，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他的思想和做法使齐国立刻强大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管仲虽是齐人，但却流亡在鲁国，因为曾反对齐桓公，并曾几乎亲自将其射杀。齐桓公不计前嫌，重其才能，用其为相，齐国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仲的思想和政治作为，根据《史记》、《管子》等典籍中的记录，基本可以归纳为经济改革的模式，其核心就是“富民”。他率先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开发盐铁渔业之业，并采取鱼盐出口不纳税的政策，鼓励贸易；分等征税，奖励耕织和工商业，在分配问题上主张“与民分货”，而不是与民争利，“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齐国改革之后，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国力强大起来。
先秦最后的成功者是秦，秦国地偏，渴求贤才。在魏国不受重用的卫人商鞅被秦王拜为大夫，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势大盛。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军功、耕织，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就是上下一等的法制，并且礼、法都是因时而变的。秦法行之十年，“家给人足，民善于公战”。商鞅变法的具体事例中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废井田，开阡陌”，这是对古代经济制度的彻底颠覆，秦地广人稀，因此召晋人垦荒，“故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天下无敌。”因此顾准称，“…民得蓄私产之法，即起于此，此亦从族制改革而来也。”换句话说，商鞅是中国历史上鼓励并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化的第一人，而古代史家已经斩钉截铁地指出，正是这个制度变革，使秦国在数年之间，天下无敌，并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帝国，中国历史翻入了崭新的一页。
封建制的崩溃，也是传统身份关系的崩溃。贵族和平民的截然界限打破了，平民可以成为冢宰，士可以在各国之间穿梭游说。在缺乏终极权威的情况下，封建制的崩溃，同时意味着礼教的崩溃。孔子哀悼的“礼崩乐坏”正是集中的反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战国之前的正统，文化只能由帝国的中央机构管理。顾准认为，“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钱穆说，孔子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春秋战国左传就记载了他们的思想和信仰，但他们无一不属于贵族阶层，直到孔子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平民学术的开始。儒、墨两家，都是平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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