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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是用画笔将人的尊严和自主从神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宗教改革是用宗教理念和制度变革将人的思想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罗马法的复兴是对私人权利的解放和承认，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思想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追问，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就是在思想上挣脱最后一道捆绑的绳索，从此人的自由不再被任何存在所决定，无论它是上帝、自然、国家还是现实。甚至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这种规定，因为它就是人的自由。自由的核心，并不一定在于随心所欲地行事，也不是单纯的个体利益，而是自我决定的能力，因此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在这样的主体性思想的突破之后，才有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才有了近代的代议制和民主制，才有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才有了德拉柯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才有人权宣言，才有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设问：人类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选择来建立自己的良好政府，还是他们将被永远命定只能依赖偶然和强力下的政治组织？才有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化的世界，建立在人的主体性意识之上，西方在近代以后的令人眩目的发展，建立在人的主体性意识之上。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基础。在这个最根本的认识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殊途同归的，他们都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或者说应该是人的发展方向，唯一不同的是达到的路径不同。
写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这些言辞明显就是最臭名昭著的“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自己第一次读福山的《历史终结》，就觉得他是在放狗屁。不过历史终结论并不是福山的发明，康德和黑格尔就有类似的思想，当代的科耶夫也有过类似表述。历史终结论的中心思想是，当人类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那一刻，或者，当人类的自由意识，与现实的自由相统一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前进、人类的文明就到顶点了，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再也没有值得瞩目的”意识形态或者文明形式了。也许西方中心论的确是荒谬的，以全知然而是冷酷的理性和过度发展的人的主体性为特点的现代性，也早已受到存在主义和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但是我们却不一定非要将自由和主体性作为西方的专利，也不一定需要立即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我们不妨到中国历史上找找类比。
很难说中国最辉煌的文明出现在什么时期，若就文明的外在表现和影响力而言，唐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代表，若考虑文明中的思想文化因素，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无疑是中国文明的最重要代表，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代表。因此，夏曾佑说道：“周秦之际，至要之事，莫如诸家之学派。大约中国自古及今，至美之文章，至精之政论，至深之哲理，并在其中，百世之后，研穷终不能尽，亦犹欧洲之于希腊学派也。”
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的文明成果并不十分突出，其典型表现就是没有任何著名的思想者。《诗经》与《易经》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以前最显要的文化成果，除此以外乏善可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以思想文化为代表的文明，以一种大爆炸式的、狂飙突进式地发展起来，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种文明的爆发，甚至在中国以后的历史上几乎绝迹，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和原创性，仍然是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得以骄傲的唯一来源。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年月，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年代。但是正是这个年代，为中国产生了奠定整个民族文化基础的思想。这是中国的英雄时代。
西周到春秋战国的转变，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最为巨大的。这种转变包括若干方面，例如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其中也许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封建制的崩溃，在共主周天子权威不在的情况下，旧的封建秩序不再能保持其形式和内容，钱穆说：“诸侯、卿、大夫贵族阶级的势力，各自涨破封建格子，向外发展。…而同时平民社会，农耕村落的势力，亦同样的涨破封建格子，向外伸展。…农民涨破井田格子，而侵入贵族禁地，找寻新生活，便渐渐有工商职业之产生。…学术亦流到平民社会，遂成秦、汉以下士、农、商、兵的新社会。大抵东方采较自由的态度，工商事业活泼，因而游士激增，社会知识与文化一般水准易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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