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意义-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在我们认知的著名各法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们的学识无不是学贯法史学与法理学的。而且，法学流派的产生也无不是在寻找法史学与法理学的结合中分化、产生。西方学者贯通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一这样，而是学术研究使然。没有史何来理；没有理谈何史。而中国法学，由于学者研究方式的单一性（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着力从其它视角来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创性、启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将提炼出的科研成果适用于法律的其它领域，[15]致使缺失产生世界级的法学领军人物。今天，在脱离法理学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中，人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存在价值产生疑问。
　　笔者提出加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学色彩，其深层意蕴是为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能与中国的法理学相谦和。同时，笔者呼吁当代中国的法学巨匠的产生。因为，我们的时代应该是创造哲理法学家领袖人物的时代。
　　
【注释】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参见徐爱国：《破解法学之谜》，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庄国雄等：《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由于殷代史料缺乏真实性，故学者一般认为，周代的《书经》是中国法制史有确切记载的开始。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