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宪法义务）[xiv]
消极身份
排除国家公权力的侵犯
防御权
积极身份
要求国家给付
受益权
主动身份
行使政治权利
政治参与权
表一：“身份理论”与基本权利内容的对照
前述对
宪法基本权利内容的分析是在请求权层面展开的。相应地，在请求权层面，民事权利可以分为对世权（绝对权）和对人权（相对权），前者为对于一般人请求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如物权；后者为对于特定人请求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如债权。[xv]但无论是对世权还是对人权，民事权利的请求权都是针对平等主体的，即为“公民－公民”关系的体现，[xvi]与国家公权力无关。
当然，在实践中公权力与私权利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大陆法系的
宪法基本权利理论中，国家或国家之下的公法人以私主体身份所进行的行为（主要是交易行为，即所谓“国库行为”）在某些时候也受到
宪法基本权利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同样是以公权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且根据公权力介入的程度不同，
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程度也有差异。[xvii]
以此来看，
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可谓各自为战：
宪法基本权利主要防范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同时也包括受益权等其他权能），民事权利则防范私主体之间的侵犯。
（二）
宪法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体系中的“公法”
宪法基本权利作为“公民－国家”关系的体现，是古典宪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耶利内克这样的解释框架还是将“
宪法基本权利针对国家公权力”作为一个预设的命题；倘若追根溯源地探究这一命题本身的适当性，就有必要从作为近代宪政主义基础的“国家－社会”二元体系入手。
“国家－社会”二元体系首先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欧洲自14世纪起，经过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逐渐形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xviii]在思想上，与这种演进相对应的是自由主义的兴起。虽然自由主义有着复杂的脉络和繁复的观点，但在对待“国家”与“社会”这二者的态度上都有一致性，这正如潘恩所表述的：“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xix]无论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阐述、洛克对政治社会的分析、卢梭对社会契约的设想，还是孟德斯鸠对分权体制的设计，在保持“政治权力的有限性”[xx]这一点上都可以找到共通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在一开始便存在着限制国家公权力的用意；而正是由于这一区分，起源于罗马法时代的“公法－私法”的分类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公法关系中存在着公权力主体、私法关系则与公权力主体无关[xxi]——当然这种“无关”是指公权力主体并不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事实上，民事权利义务的公断人主要还是国家，但这与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凯尔森所言：“公法的特点就是‘法官和当事人的两种特质，在一个人格中的结合’。”[xx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