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同时期作为罗马法一部分的民事权利，虽然也涉及到自由、主体资格等问题，但建立在传统家族关系、政治群体本位的基础上，权利的内容也以成员私人地位为对象[viii]——无论是基础还是内容都与现在的
宪法基本权利和当时的相关思想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两者仍然存在间接的联系，那就是在正当性上均诉诸于某种自然法理念，并且以自然法作为共享理念的中介：例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作为一种自然法理念，成为两者共同关注的对象。
二、古典宪政主义时期
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宪政运动和民法法典化运动几乎同时展开，
宪法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均成为近代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也有了直接比较的基础。
（一）
宪法基本权利作为“公民－国家”[ix]关系的体现
古典宪政主义时期的
宪法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大宪章》与以往作为“整体政治秩序”的“
宪法”相比，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在形式上是贵族阶层和国王之间签订的契约；后来《大宪章》适用主体的范围逐渐扩大，实际成为规定全体国民（公民）与国王（国家）关系的法律文件。[x]这种“公民－国家”的契约关系，虽然不同于卢梭所设想的那种“由各个人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但为后来的立宪运动所普遍接受。
宪法基本权利正是在这种“公民－国家”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而
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也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
在十九世纪，德国有一系列的国家法学者如约当（Jordan）、拉班德（Laband）等都曾以公民与国家关系作为联系因素，对公民权利和义务进行类型化研究。[xi]其中，以十九世纪后期的国家法学大师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身份理论”最为重要，其影响力至今不绝：
在其力作《主观公权利体系（System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中，耶利内克从“现代国家”的本质出发，首先明确：国家的统治是在国家承认人格的范围内对个人的支配，同时国家本身亦受到限制，即国家有义务通过法秩序，保障个人有“请求法定个别事物的权利”，这种请求权就是耶利内克所谓的“主观公权利”，[xii]也就是古典宪政主义中的
宪法基本权利。
然后，耶利内克分析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不同状态，界定公民面对国家的四种不同身份：被动身份、消极身份、积极身份和主动身份。被动身份指公民处于臣服国家的地位，排除个人作出自我决定的可能性；消极身份指公民可以“自由于国家之外，阻却国家权力”，并且享有请求承认这种消极身份的权利；积极身份指公民作为国家的成员，享有请求国家给付的权利；主动身份指公民作为“设置国家机关的主体”，“有权行使所谓狭义的政治权利”。[xiii]
这四种身份（即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与
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一一对应，详见下表（表一）：
公民与国家关系
请求权内容
基本权利的内容
被动身份
（公民服从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