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英租威海卫32年的历史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交往的历史，而“承认”包含着交往的真正秘密，以至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一场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从理论上探索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那么，“承认”是一个基本点。它既是一个经验领域也是一个思辨问题。英租威海卫的历史，英租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可以告诉我们“承认”在权利义务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英国殖民统治在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居然渐渐获得当地人的某种“承认”，笔者认为其中存在这样几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政府的廉洁高效；其二是它的“中国化”，其中最高行政长官及其主要官员的“中国化”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健讼外证”一文的作者陈玉心女士证据充分地说，威海卫的当地中国人确实把英国裁判官视同于租借前的中国地方长官了。她引用庄士敦的话说，“从总体上说，威海卫在聆讯和处理案件的方式上和中国其他地方非常相似：因此，如果有人从中方边界一侧来到威海卫打官司时，即便他久已适应了本国的诉讼方式，也不会有身处异国他乡之感”；[31] 其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具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另一地方[32]说：英国人初来威海卫时，当地居民抗英甚烈，然而，几年后却变得温顺服帖，竟视殖民统治者为“父母官”。查阅英租威海卫1900年的历史档案便可感受到，“划界遭袭”是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峻问题。[33] 当初，抗英活动主要是反对英国人的划界埋碑，英国人白天立界碑后，当地居民竟夜里或将之拔除或偷偷向租借地内侧移动，然而多年后，却发生了当地居民偷偷向租借地外侧移动界碑的事。[34] 个中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以为是与土地制度及税费问题密切相关的。据笔者粗阅档案材料看，英租威海卫的土地税远低于周边区域，此项制度必然引起当地居民的好感；最后，相对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与租界外动荡、险恶的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上可见，无论庄士敦本人的“中国化”还是威海卫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实质上其核心都是“儒家化”，而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则是骆克哈特与庄士敦施政时从一开始就着力进行的。庄士敦初来威海时，就决心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35] 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庄士敦的这篇临别演说词，有许多意味深长之处，他说：“我与威海人民交接甚久，很相亲睦，一旦分离，我心中所受之感动，自然比较殖民大臣因放弃治理威海所受之感动重大的多，因为殖民大臣计划威海的一切事情是远在伦敦”。说这话时，想必庄士敦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参杂在那些酸甜苦辣中的或许更多的是他与伦敦殖民部的多年积怨。庄士敦说，“和你们住在一块儿的英国人跟你们学的，最少也比你们跟我们学的一般多”[36]，然而，这位“中国化了”的英国人究竟学到些什么呢？我们在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过程中或许会发现更多鲜为人知的东西。
　　“恐怕我们没使你们英国化，你们倒使我们的人中国化了”，这就是32年间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碰幢、交流的一个结果。　　　（2004年2月9日—29日 威海）
　　
【注释】“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此文件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本文在引用中文文本时根据英文文本对中文文本中的个别错误文字做了适当调整。
关于缠足问题的历史档案可查阅“禁止缠足的告示及建立女子学校建议”、“天足会章程”、“反缠足告示”、“威海原足会劝谕放足广告”、“劝释缠足论”、“请禁缠足书”、“戒妇女缠足论”、“反缠足宣传单”、“反缠足的告示、广告”、“反缠足告示”、“反对男子蓄发女子缠足的建议及宣传”，1906年、1896年、1913年、1922年、1929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335卷、551—560卷。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23页、124页。
有关庄士敦个人经历的史实，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5页。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9页。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封面内页。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58页。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23-424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62-163页。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任菁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载《评孔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帕梅拉·艾特威尔：《英租威海卫及归还始末》（威海市档案馆译本，威海市档案馆1998年作为内部资料印刷了100本，没有公开出版发行），威海，1998年，第10页。
“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5页。
转见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威海卫英国法庭的华人民事诉讼”，《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355页。
同上引。
“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
“海西头村长的模范行为”、“奖赏巡捕邵学仁、朱连元的训词”、“表彰丛福宝兄弟二人救落水儿童的训词”，1914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96、97、99卷。
“嘉奖勇救溺水者、指责旁观者冷淡的训词”，1916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98卷。
“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
“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27页。
王家桢：“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威海文史资料第十辑） 》，1998年，第191页。
“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
庄士敦临别演说词中文文本中的“职分”一词，在英文文本中为“duties”，可译为“义务”。
陈玉心在她的文章中说：“实质的公正要求抛开这些证据原则”。见“清代健讼外证”，《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354页。
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39页。
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总第24卷）。
王一强：“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札记”，《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春季号（总第26卷），70页。
参见“划定租界及其过程中的边境动乱事件”等，190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233-249卷。
此事据《威海旧事》一书作者梁月昌先生调查告知。梁月昌先生现正从事威海当地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转见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1930年，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第7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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