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是一个公认的军阀，他这样的人尚有从善如流的时候，而我们的行政机关有许多经过党多年教育的领导干部，政治觉悟和法治理念决不是韩复榘之流可以比的，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和法律。
子虚律师说，对我们的政府和法律我是没有怀疑过，如果连律师都不相信我们的法律，那样的法律还是法律吗？只是我不想再去浪费时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还有自己的事，说不定我会在律师之外的职业中走出一条更加辉煌的道路来。
笔者以为，子虚律师对行政处罚抗辩的放弃，实质上还是“民告官恐惧症”在作怪。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民不与官斗”的古训，至于“官逼民反”那则是例外。民不与官斗反映的是民众个体在强大公权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怯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的老百姓在官的面前总是处于一种无条件服从的地位。所以当
行政诉讼法刚颁布那阵子，浙江的一位农民在告官胜诉后居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吉林省政府作为被告委托律师出席应诉则被作为新闻报道。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
行政诉讼法正在逐步完善——尽管完善的速度慢了点儿。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律师乔占祥为火车票春运涨价状告铁道部，虽然败诉，但今年我们却迎来了春运火车票不再涨价的喜讯。我们欣喜地看到浙江省温州市74位养殖户告赢国家环保总局后，又再次胜诉浙江省公安厅。公安机关再也没有露出当庭把原告抓起来的念头。2006年1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财政部一案的判决中，要求财政部对原告投诉中所提出问题“予以处理和答复”。现在，我们的国民再也不会对美国检察官敢于调查总统的风流韵事感到惊奇；再也不会对日本律师能够代表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感到不可思议；再也不会对台湾民众敢于举行“倒扁”游行感到难以理解了。
笔者以为，民不畏官，是国之幸事。民不畏官，才能让民众有效地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官进行监督，进而有效地遏止腐败；民不畏官，才能发挥民众中每一个个体的聪明才智，大胆地向政府谏言献策，国家才能更快地进步。一个没有当过被告的行政机关很可能不是一个理性的行政机关，一个没有当过被告的政府可能是一个不成熟的政府，一部连律师都不敢相信的法律则肯定是一部底失败的法律。
子虚律师赞同我的观点，但他担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果遇上一位不理性的行政长官，他的一句话就会让你全盘皆输，在虚拟省司法厅就是这样。并且这是一场对自己并无多大意义的近乎于公益诉讼的官司。而对于公益诉讼，我们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律师都不理解，正如乔占祥律师所说的那样，他告铁道部的时候，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有人说他胡搞，“他们不敢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者可能要陷入困境，作为合格的公民，你可以沉默，但对挺身而出者应该报以掌声和支持”。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国家法律有些不理性地方，更多的因素是来自民众的不理性，好在这种不理性的民众情绪在一些有良知的法学专家们的引导下，正在向理性的方面转化。
最后，子虚律师答应考虑在法定期限内针对虚拟省司法厅的处罚决定书向有关部门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