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考虑刑事政策中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整合问题，降低失业率，提供政策均等的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制定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尽力消除造成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出狱者更好地融入社会，使之认同现行的社会价值与行为规范；保持官方与公众尤其是警、民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使公众信任公共权力，从而促进社会整合；刑事政策越来越多地和民间力量联合，越来越多地和广义上的社会政策纠结在一起，越来越多地褪去其强制色彩。对此，借用布尔迪厄的话来描述是比较妥当的：“诱惑与引诱已经开始取代规范管制和强加的监管，正成为制度建设与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③]
因此，我们必须基于犯罪功能论和社会团结理论的立场，重新审视刑事政策和社会整合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刑事政策必须立足于促进社会整合；良好的社会整合状态使得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变得更为从容。
二、社会整合和犯罪
要尽量减少犯罪，仅仅依靠
刑法和刑事政策是不够的。采取有效措施整合社会，对于预防、控制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犯罪与社会整合形态之间存在极其紧密的关联。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团结程度不同，犯罪发生的频率和
刑法、刑事政策登场的机会也会不同。在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内，涂尔干的以下见解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社会整合和进化的程度越高，犯罪越少
在前现代的机械团结社会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生活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中，做同样的工作，几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在部落或者乡村中只有极少数人具有专门技能，人们怀有同样的价值观，单个社会群体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相对隔离，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基础是自给自足。由于社会几乎不需要个人才能，社会团结建立在社会成员一致性的基础上。在这种社会状况中，那些侵害社会一致性，危及集体认同感的行为就可能被界定为犯罪行为，法律的作用是加强社会群体成员的一致性，其中心任务是压制背离当时的社会规范的任何越轨行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犯罪——损害集体意识
——刑法的压制”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联系，犯罪的出现是正常的，因为没有犯罪的社会将可能受到病态的社会过度控制。
在现代的有机团结社会中，存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分工，社会的不同部分相互依存，社会团结不再建立在个人高度一致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各个部分功能差异的基础之上。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法律的作用是规制社会各方的相互作用，当发生错误交易时使其恢复原状。在有机社会中，由于法律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强求人们达成统一的价值观和集体意识，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和多样化，犯罪可能会适度减少，但仍然会存在犯罪现象，因为失范（anomie）的社会病态状况会发生。[④]
涂尔干从来不认为，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就可以没有犯罪现象，就可以不要
刑法。相反，他认为，犯罪的出现在有机社会中完全是正常状况。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中，要求有坚强的社会道德和集体意识作为后盾，作为人们互动的坚实基础，才能确保社会整体秩序的顺利发展，个人主义才能得到健康发展。而恰恰在有机团结社会中，集体意识被不断弱化。在社会共同道德衰落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失范”的状况。犯罪就与社会失范状态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