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把国家的疆界视为社会的边界，把国家视作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九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人类生活必定是经由国家这类空间结构加以组织的。在社会科学被期待着去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仅国家的边界被视作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框架，而且社会科学本身也渐渐成了一种捍卫“进步常规性”意识形态的知识类型，因为社会科学家允诺为促进此一进程而提供明确知识。这就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
　　沃勒斯坦指出，在一八五○年至一九五○年的一百年间，为数不多的社会科学家对这种把国家视为社会科学的当然的分析单位的取向提出异议，但真正的严肃质疑始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沃勒斯坦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产生于两个相关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于现实世界：再分配的速度滞后于对再分配的飞速增长的要求，人们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灭感。在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的阴影中，人们开始追问：社会科学家所许诺的进步或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国家的改革事实上能否带来真正的进步？第二种变化发生于知识领域，现实世界中对国家的怀疑深深地渗透进了知识领域，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基础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在这样的背景中，沃勒斯坦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发起了“否思”（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的挑战，矛头所向便是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社会科学取向。沃勒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是一种理论上的化约：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性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社会科学所追问的乃是“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然而，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历史社会科学却认为这是一种伪问题，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独立的社会，相反，存在的只是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具体的社会。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始终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国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是人为创造的制度，而且它们的形式、力量和边界也是通过其在国家体系中的互动而不断变化的。就像世界经济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世界经济的政治表现———国家体系———也一直在扩展。”在把这种分析单位变成一个质疑对象的同时，世界体系理论转换传统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的问式，转而追问“社会存在于何时和何地”或者“社会生活发生于其间的实体存在于何地和何时”。正是在这样一种追问中，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得到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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