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国家的官方信仰之后，以基督教教义为指导的教会法曾长期处于欧洲社会规范的核心地位，神学成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和集大成者。教会法与神学教义、礼拜仪式和各种圣事、圣礼交织在一起，具有神圣性和普遍性。而世俗法在很大程度上则分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习惯之中，并且必须合乎教会法的原则。比如，皈依了基督教的欧洲各主要部落的统治者都先后整理颁布了各自的部族法律，但这些法律必须符合基督教圣经中摩西律法与“十诫”的原则。正如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一样，按照伯尔曼的说法，中世纪的罗马法不过是“教会法的一个侍女”。教会法是教会的实在法，但罗马法却不是西欧任何政治实体的实在法。罗马法作为一种法学理念，只有通过法学家的解释或者通过立法才能融入西方帝国的实在法。相反，教会法不是抽象的、僵死的教条，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随时加以改造，发展和完善的、活的、起作用的规范。
这种现象背后是由于当时的欧洲处于神权统治时期，政教合一，神权高于王权，教会法当然就成了最高的法律。教会法体系庞大，除了对宗教礼仪、宗教活动、神职人员等涉及宗教方面的问题做出规定外，还有所谓的教会
婚姻法、教会财产法、教会社团法、教会
继承法、诉讼法、
刑法等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各种各样的教会法后来被收集、汇总在一起，称作“教会法大全”。而在十一世纪之前，西方社会下层流行的主要是血亲复仇法、决斗裁判法、水火裁判法、宣誓断讼法等。即所谓的“世俗法”。这些世俗法完全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没有专业法官，没有职业律师，没有制度化的法律。
在政治上，欧洲社会神权-王权一体，皇帝和国王可以召集教会领袖商讨和颁布新的神学信条和教会法律；教会、大主教和教士职位可以由皇帝、国王授予，同时，王权也得到了教会的认可。这种状况直到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才发生了改变。当时，格里高利宣布教会在政治上、法律上完全独立，各级教会只服从于罗马教皇而独立于各国的皇帝、国王、诸侯、领主。
伯尔曼把这个事件称为“伟大的革命”，其意义在于由于西方各国确立了神权与王权两套不同的权利体系，世俗法才得以从教会法中独立出来。通过后来对教会法的模仿、与教会法的竞争，逐渐演变为能够与教会法分庭抗礼并最终取代教会法、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庞大的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正像伯尔曼说的，“最先让西方人懂得现代法律制度是怎么回事的，正是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