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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我在网上搜索时发现公处大会很常见，时有发生。比如前阵子北京警方就公处了一批提供卖淫场所的出租房主，公处票贩子、传销人员、恶势力集团等等。为什么只有深圳警方这次的举动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呢？
王怡：公处、公审、公判过去都很多，现在总量上已少多了。引起舆论关注最关键的还是道德性的问题。卖淫嫖娼，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没有直接的和看得见的伤害，它的违法性基本上就是道德性的，这和大多数违法犯罪行为不大一样，而公处本身又带有道德上的羞辱含义，所以特别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甚至道德上的反感。
南都周刊：既然“公处”是违法的，为什么一直都有公处大会？
王怡：警方一般有执法效率的考虑，就如刑讯逼供是非法的，但警方有一种强烈的经验，就是逼供有效论。一个社会法治水准越差，警方这种经验传统就越顽固。
南都周刊：有律师会全国人大写信，抗议深圳警方。警方会不会因此事受到处理？
王怡：如果有当事人起诉，在我看来，这个官司是可以打的，甚至可以要求精神赔偿。从警方内部说，如果觉得要对社会舆论有一个交代，也认同这件事的违法性，或许会做出某种内部处理？我希望如此，但无从推测。
游街示众和广场政治有内在一致性
南都周刊：公开处理、行刑、斩首示众或游街示众的起源是什么？
王怡：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崇拜。中国古代都有这样的传统，要公开行刑。国家对处罚或行刑的公开，因为它需要这样的仪式，来反复肯定国家主权的身份。它不但宣布你有罪，而且它需要你的身体来帮助它宣传。福柯说过，国家的司法对犯人的身体紧追不放。警方也一样。用商业社会的术语来说，政府舍不得放弃一种传统，就是对犯人进行一系列包装。一方面，国家用惊堂木、法槌法袍包装法官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国家把犯人包装得更像犯人，把他们从人群中识别出来。你看这次公处的照片，警察是统一制服，被公处的妓女嫖客是另一套统一服装。你的感觉会很强烈，会倾向于认为这个人就是坏人，因为政府通过公处、服装、身体姿态、发型等一系列的展示，把他们隔离了。
南都周刊：能否举一个历史上经典的公开示众的例子？
王怡：我能想到最血腥、尖锐的例子当然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外是清朝菜市口的砍头和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它们都有一套仪式，包括时间选择、场地布置、刽子手、行刑工具、犯人的打扮，好像一个节日。菜市口处斩和法国断头台有国家主义的共同起源，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断头台是大革命的产物，大革命摧毁了君主制，它对政治合法性的饥渴要强得多；而皇帝的合法性基本上不是通过公开处刑来确定的，这很有意思，皇帝的合法性恰恰是通过赦免来强化的，历代皇帝登基、大婚都会大赦天下，用宽恕来论证合法性。但大革命改变了这一传统。比如中国古往今来都有赦免，但1949年以后，我们已经没有了对刑事犯的赦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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