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方法上的法社会学特征外，本书的讨论还纳入了比较法的视角。这或许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有关。因为，一方面，诉讼率的变化是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比较法的框架有助于得出更一般的结论。另一方面，关于诉讼率的变化和描述和解释，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了参照和回应他们的研究，也有必要进行比较法的考察。但是，我相信，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对于各种法社会学问题的成功的研究，都离不开比较法所提供的开阔视野。
总之，为了尝试和探讨在我国进行比较法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具体途径，也因为问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对民事诉讼率变化的描述和解释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撰写为博士论文，也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我充分认识到，我的研究是尝试性的，既由于本人研究才识的不足，也由于比较法社会学研究的各种方法本身的局限，本书无论是具体的论证过程，还是所得出的观点和结论，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致命的缺陷。但是，我还是决定将本书付梓发行，这里的初衷一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序言中所说，我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对上述问题作出完善无瑕的分析的论证，但是，由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及其目标的实现需要众多的论者的参与，所以我的分析只要对于目标的实现有所推动就足够了。
本书得以最后写成和出版，得益于多方面的热情的指导、关系和帮助，我谨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要感谢的，是朱景文教授。朱景文教授曾经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后来又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自从1995年考上硕士研究生以来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对我寄予期望，鼓励我将本科阶段的社会学知识和研究生阶段的法学知识结合起来走法社会学研究的路子。现在这篇论文如果说有些新的发现的话，就是这个路子上的阶段性成果。朱景文教授治学严谨，反对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泛议论，这种学风使我受益匪浅。对于本书的写作，从博士论文的选题、题目的斟酌、谋篇布局到具体的观点和文字表述，朱景文教授也无不倾情予以指导。
我要衷心感谢孙国华教授、吕世伦教授、谷春德教授、范愉教授和朱力宇教授，他们是我博士研究生期间的老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无论是平时的学习和生活，还是本书的写作，他们都给予了我多方面的教导和关心。孙国华教授、吕世伦教授、谷春德教授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他们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立场坚定，对后辈关爱有加，勉励甚殷，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果，无不凝结了他们的教诲和希望。范愉教授和朱力宇教授对于如何进行法社会学研究有过多方面的指导，对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提出过许多珍贵的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