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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了国家在保护个人免受来自其迫害者的虐待或暴力方面的失败。”
上议院驳回了上诉。该案是个极好的例证，说明了政府有关庇护政策的考虑完全进入了对难民身份解释的评估之中。不是去决定“迫害”的含义，作为一个不同的概念，上议院高级法官更愿意关注原籍国保护的可用性（availability）。该案也揭示了，他们不愿接受其他欧洲国家内的处理方法可能会导致有效的难民主张。特别是，上议院在评定“迫害”一词的含义时严重地依赖有关难民保护替代性质的论点。此案中的假定，以及在其他案件中显而易见的假定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可以获得足够的保护。
该案可与R v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 ex parte Shah; Islam and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形成对比。申请人是两名巴基斯坦妇女，她们被她们的丈夫强赶出家，冒着被错误地指控通奸的危险。她们认为，如果被送回国她们将被国家置于无保护状态，她们性行为不检点（immorality）而处于刑事诉讼的危险之中。她们在英国寻求庇护，理由是作为一个特定社会团体成员的结果，她们有充分根据担心迫害，这是1951年条约的应有之义。上议院面临的问题是“特定社会团体成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上议院多数人（Lord Millett持异议）的结论是：该短语适用于可被视为处于条约的反歧视目标之内的团体。这意味着，它适用于分享共同不变特征并在违反人权的事项上有歧视行为的团体。在某些情形下，女性可以构成这样的团体，只要她们生活在巴基斯坦那样的社会中。与Horvath案不同，上议院多数法官在解释难民法和评估巴基斯坦的情况时，愿意慷慨待人。这与欧洲情境下的Horvath案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形成对比。
尽管Shah/Islam案看上去扩大了难民法的适用范围，但是上议院高级法官仔细地强调了案件的特别之处。对难民法作更多目的性解释最大地促进了渐进发展。在我看来，该案突出了如下事实：难民法并不是僵死的，可以基于难民法所保护的价值而有所发展。上议院高级法官受到有关难民身份的现代解释应当是什么——根据人权法正在进行中的发展——的论点影响。这种结论基于难民法所服务的价值而达成。
庇护政策内第二个主要的争议领域是对庇护请求者的处理和决定作出程序本身。法官和行政人员中有些人持有不同意见，在案例法中显而易见。 张力在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Saadi 一案中得到了证明。Saadi是四名寻求庇护者之一，其对认定Oakington留置中心扣留他合法的上诉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一审中该扣留被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而认定为非法。
在2000年，该中心引入了一种快速通道程序，根据该程序庇护寻求者可能被扣留七天，只要认为他们的请求被认为可以快速处理。Saadi与其他人不服对他们的扣留。有利于他们的一审判决随后被上诉法院推翻了。他们到上议院上诉也被驳回了。上议院的结论说：强行扣留他们不能说是专断的或不适当的。事实上，法院认为，该程序高度规范化（highly structured）并受严密控制。上议院高级法官得出结论说：如果庇护寻求者可以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这种规范将被扰乱。高级法院法官声明，要平衡剥夺自由与快速决定以避免长期拖延的需要。上议院认为，Oakington的情况是合乎情理的，扣留的期间也不过分。平衡的结果是，确认Oakington的扣留是合理并且适当的。该判决说明了一种遵从庇护政策全部目标的愿意，以及司法机关对公共行政考虑因素的“理解”。政府有关扣留是快速决定选定庇护请求所需的论点，被认定为是有说服力的。在达成这一结论时，上议院高级法官显然受到有关庇护程序整体控制的考虑的影响。一审判决就已触发了内政部长的愤怒回应。结果基于对第5条限制条件的解释，提出剥夺自由在这种情形下是合理的。
内政部长也不为Justice Collins在R(Q and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Department 一案中的判决所动。该案申请人挑战的是根据2000年《国籍、移民与庇护法》第55条采取的政策的合法性。为了减少庇护请求数量的政府目标，内政部长启动了一项政策，拒绝向那些并未在进入英国后“合理可能地尽快”提出请求的寻求庇护者提供福利资助。2002年该法禁止向贫困者提供资助， 但允许内政部长提供避免违反人权公约所需的资助。第55条的确切含义不清楚，不过，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该法与其实际实施对英国各地方的寻求庇护群体上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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