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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在日本的实践——兼谈对中国的启示

  1.公众对政府和官员失去信心。
  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着政治人物的腐化与强固的官商勾结关系网,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原本稳固的关系因接二连三曝光的舞弊案,逐渐受到了挑战。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案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而自此以后竹下登、金丸信所涉及的弊案也连遭披露。神户地震中官僚们的行动迟缓、互相推诿更加使得民众对官僚体制失去信心。政府信誉降到谷底,改革官僚赖以依存的权力结构,加大情报公开力度,挽回政府信誉已刻不容缓。[2]
  2.桥本龙太郎的推动。
  1996年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的时候,自民党刚从社会党手中夺回执政权,对自民党来说,这正是挽回民心的好机会,所以改革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他就任首相以后,有鉴于行政组织僵化、财政及社会保险负担沉重、产业空洞化,以及金融业庞大的不良债券,于1996年提出六大改革,其中行政改革被放在首位。
  桥本行政改革把建立“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改变一般国民对行政过度依赖的传统意识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更鲜明的提出要实现向以具有自立、自律性的个人为基础的、国民真正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的国家转变。[3]
  桥本具有丰富的官僚阅历和行政改革的经验。他提出行政改革的理念后,先在内阁成立“行政改革促进本部”,并亲自担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与总务厅长官担任副本部长,推动行政改革之重要相关事项,并且成立“行政改革会议”。
  3.长期的经济低迷和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
  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膨胀和崩破之后,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时间最长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GDP实际增长率自1992年以来,除95,96年两年之外,一直是零增长或负增长。
  由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过滥,加之一再动用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景气,致使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接近10%,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接近700万亿日元,超过GDP的1.5倍。而近年来储蓄率的下降,高龄化社会的到来,愈加使财政陷入窘境。专家纷纷警告,如果日本财政状况照此速度恶化下去,将达到难以为继的危险地步。
  因此,阻止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缩减不必要的财政开支成为重振日本经济的当务之急。日本推行了以建立“小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重新界定一般性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范围和职权范围,重新界定民间组织与政府机构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内的责任分担界限,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的一般性的管理权力,[4] 减少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和制约。民间能做的事让民间做,地方上的事由地方做,实现“由官向民”的转变,放权于民,建立精干、高效的政府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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