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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NBA新人杰克•莫林纳斯（Jack Molinas）在他加盟底特律活塞队的第一年，警察的调查使他被捕，并书面承认在纽约一家糖果店，致电一个熟人下注即将进行的比赛。查明的事实表明，莫林纳斯下注过不超过12场比赛，仅仅得到了400美元的收入，而且，他否认曾经接受过金钱而放水比赛。当时的NBA主席莫里斯•帕多夫(Maurice Podoloff)毫不犹豫地对他终身禁赛。莫林纳斯在随后的几年中多次上诉，并与NBA打了两场官司，但他的禁赛一直没有翻案。
1962年秋，NFL的管理人员听到了关于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的保罗•浩纳（Paul Hornung）和底特律狮队的亚历克斯•凯洛斯(Alex Karras)下注橄榄球比赛的传言，经过5个月的调查，发现他们在自己队伍的比赛上下注了一点点钱。NFL总裁罗泽尔（Rozelle）认为，没有迹象显示两个球星在场上出工不出力，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打赌自己的球队输球，他们被禁赛一年 。
使用兴奋剂
兴奋剂是较为特殊的不当行为，由于兴奋剂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在兴奋剂违禁问题上，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体育组织实行“严格责任”，如果一个运动员不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则很可能导致被驱逐出该运动 。
2．1．1．2违反体育最大利益的行为
有一些违纪行为与体育道德无关，但是损害了体育组织和体育运动本身的最大利益，体育组织也要对其进行处罚，如运动员在出席赞助商活动时的不当行为或对体育组织进行公开批判的行为。美国职业棒球联合会总裁库恩（Bowie Kuhn）对扬基队(Yankee)的外场球员鲍比•莫塞（Bobby Murcer）罚款500美元，原因是其公开批评“无论是库恩还是美国职棒联盟主席乔•克罗宁（Joe Cronin）都无勇气制止投手投出口水球（Spit-ball）”，这样的批评可以说是温和而无大碍的，但体育组织也认为这是不当行为，并且坚决处罚[6]。有运动员因出版《四球》（Ball Four）一书被棒球大联盟处罚，联盟认为，公开暴露棒球内部的不合会影响棒球的最大利益。
NBA有明文规定禁止俱乐部和有关人员批评裁判，我国篮协职业联赛也有类似规定，因为体育组织认为公开的争议对篮球运动形象影响不佳。
另外，运动员打破了俱乐部的有关规定或违反了与俱乐部的合同也是违纪行为，如训练迟到、体重超标等。对此种行为的处罚一般由俱乐部执行，相对人对处罚不服，可以申请由中立的仲裁者仲裁。
2．1．2与体育无关的行为
运动员的私生活和场下行为（Off field conduct）也可能伤害体育运动，因此也在体育纪律处罚的范畴内。此类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酗酒、滋事、服用娱乐性药物（Recreaction drugs）、骚扰女性、飚车、打架等不构成犯罪的不检点行为。
2．1．2．1私生活中的犯罪行为
体育明星的犯罪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 。如果相对人在私生活中从事了带有犯罪的性质行为，即使其与体育无任何关系，体育组织也倾向于认定该行为会给相对人履行公共职责带来消极影响，认定这种带有犯罪性质的行为会“将体育带入耻辱”（‘Bringing a sport into disrepute’）。为了维护体育的形象，体育组织对此类行为处罚往往相当严格。1999年，南非足球联赛的首席执行官因欺诈和受贿被捕，虽然这些罪行和足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很快被联赛被禁赛，理由是“将体育带入耻辱”[7]。澳大利亚堪培拉奇袭队（Canberra Raiders）的运动员诺•纳鲁库（Noa Nadruku）被俱乐部中止合同，原因是他酒后骚扰两名女性而被控[8] 。在2005年10月10日更新的美国田径联合会的官方网站的处罚通知上，最严厉的处罚就是终身取消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会员资格和参加田径运动的资格，其原因是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Sexual offense against minors），对他的处罚，要比使用兴奋剂的处罚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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