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界上的问题并不是能够界定清楚的。许多问题并不只属于家庭，或只属于城邦，而往往会涉及到不同领域。男性女性至少在某些时候也会关注同一个问题。而这时，劳动分工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些遮蔽。它令分工不同的人关注问题的视角不同，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同，评价的标准也不同。因为人们在遇到新的、不熟悉的事件时，总是习惯于首先从自己已有的经验、视角和感受出发。许多时候，这些不同的判断并不必然不兼容，激烈冲突，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互补。但至少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为自己的经验、视角所支配的人甚至会排斥其他人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理解、判断和行动。有可能导致“汉贼不两立”的对峙，发生或大或小的悲剧。
　　阿伽门农牺牲女儿伊菲格涅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阿伽门农非常心疼女儿，但是他考虑到希腊军队的利益，希腊城邦的利益，一种政治利益，因此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则为此完全不能宽容阿伽门农，她看到的只是自己永远失去了孩子，她的丈夫葬送了她的幸福。乃至于当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凯旋回来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密谋并亲手杀死了阿伽门农，为女儿报了仇。60
　 《安提戈涅》则是另一个例子。安提戈涅不仅是女性，而且还是一个更为年轻的女性，甚至就是一个孩子。她长期生活在王室，家庭关系和睦，不仅作为女人她无需操心政治，作为孩子她无需关注城邦，而且优越的家庭使她无法直接感受到现实且残酷的政治和城邦，她直接感受到的全部都只是家庭和亲情。这不仅注定了她没有关于政治和城邦的经验，甚至注定了她只习惯于从亲情和和家庭伦理来看待和处理那些哪怕是涉及政治和城邦利益的亲情关系问题。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环境中，她与世界的所有关系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和冷酷的。因此，她对世界的理解一般也都是具体的。因此，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显然是一般性的禁葬令在安提戈涅看来会是“特别是针对着我”的命令。
　　这并不意味着克瑞翁更高明，他面临着同类性质的局限。克瑞翁不仅是成年男人，而且作为国戚和摄政长期参与了城邦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处理。他执过政，立过法，经受过城邦的各种重大危机，已经习惯于把城邦的繁荣和安全置于与城邦有关的一切问题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长期的城邦政治生活已经将他异化。他不能细致地理解女性的和许多普通人的感情世界和生活世界，61而且政治责任要求他避免如此。他要求，也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像他那样首先效忠于城邦，城邦至上，至少会因为城邦的政治威慑而不敢公然违反城邦的法令。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挑战会来自一位年轻的女性，因为在当时的城邦政治生活事务中，女性是没有位置的。女性作为政治个体的存在，女性的可能挑战，成了他政治决策和决断中的一个盲点。但是，你可以在规则上或概念系统上把女性从政治生活世界中排除出去，却无法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把女性完全排除出去，特别是当一位女性决心要进入这个政治与伦理交错不清的生活世界之际。再有，克瑞翁作为摄政和国王，他的世界常常必须是抽象的、一般性的，他所思考的人民常常是抽象的，很容易忽视那些具体的问题。他已经理性化了，尽管生活常常是感性的。他以城邦为要，但家庭毕竟仍然是城邦的一个最基本组成部分。立法的抽象性要求以及政治的强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忘记了要预先细致考虑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和人情的存在。他颁布的法令是仓促的，不谨慎的，尽管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这种仓促可以理解。
　　正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带来的个体的视野狭窄，因此，在社会层面就一定会出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的问题。(《庄子·秋水》)而且一旦发生了争执，各方都会觉得自己的问题最重要，自己的视角最正确，且是天经地义的。换位思考和因此带来的妥协都不再可能。最终社会陷入了两败俱伤的境地。
　　这种因分工，无论是现代更为社会的还是基于自然的(例如，年龄或性别)，带来相互的不理解和不宽容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甚至每一代人之间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代沟。而在一个激烈变动、发展迅速的社会中，这种代沟往往格外明显。因此，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多元化，或社会的异质性，或社会共识的碎裂也就日益突出。这是现代社会中日益突出的一个重大难题，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迪尔凯姆的社会连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62尼采的“上帝死了’，提出了这个问题，63麦金太尔等社群主义理论家的德性理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64哈贝马斯也试图用交流理性而不是实质理性来回答这个问题。65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最终只能求助于当代的“重叠共识”的一个最根本原因。66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安提戈涅》的悲剧也许是第一次戏剧化地同时也是抽象地提出了人类的这种悲剧性的生存状态。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仅仅从性别的角度来对《安提戈涅》作女权主义解说注定缺乏说服力。从这一剧本来看，安提戈涅的自然法思想或伦理高于实在法的观点并不来自作为女性的安提戈涅，也不必定为女性所独享(例如，作为反例的伊斯墨涅)，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当时的城邦大批民众分享的(例如，海蒙和歌队)。这种分享，恰恰是因为海蒙以及其他民众，即使是城邦的公民，也并不直接参与城邦的最高政治决策，他们不必承担这种重大决策错误的后果，他们与克瑞翁的位置、职责、经验和判断都有明显的差距。而这也进一步表明了社会分工的解读要比女权主义的解读更有解释力。
　　五、“中国的”解读?
　　上述的解读或多或少地或主要是受了西学解读传统的影响。无论是否认“自然法”解读的合理 性、反思黑格尔的“最高伦理性的对立”还是用社会分工替代女权主义的解读，其实我都还是在同这些传统解读纠缠、作战，沿着这些既定的解读思路前进，尽管其中已经加入了一些新的学科的知识。西学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理解今日问题(包括解读西学经典)的一些无法摆脱的基本前见了。
　　但对《安提戈涅》也许并不只有这些解读的进路。理论在促成理解之际完全可能限制人的理解，在扩展人们的视野之际也可能限制人的视野。成型成套的理论往往会把我们害得很苦。因此，在这一节，我试图“悬置”或暂时不管这些已有的理论进路，力求更多地基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文化直觉，来看看《安提戈涅》的悲剧。我并没有预先确定有什么“中国的”解读，也不认为有一种唯质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国文化视角，或我自己或某个人能够“真正”代表普通中国人的观点。只是希望当忘掉这些现成的理论之际，我会如何感受《安提戈涅》，会看到些什么。我还希望在这种准思想实验中，也许会发现在现有的思路中被忽视的某些东西(尽管未必是更好的)，也许会发现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该剧不同解读之间的张力。
　　说是“悬置”，说是“不管”，但我知道，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学习常常是一条不归路:一旦某种思路融入了思考者的日常思考，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就如同一旦输入了他人的血，你就不可能回过头来将之“悬置”起来了。因此，在什么意义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上面的分析主要是西方的，而下面的分析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思考呢?或者，就算这一回我努力从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思考，我又能凭什么来判定这样思考就是普通中国人的，而那样思考就不是普通中国人的?这些问题都是叫起真来就没有办法回答的。批评者会说我的这些设问都是“矫情”。语言表达永远是无能的，那就让我退一步吧，我只是回忆一下当年我最初阅读《安提戈涅》的经验和感受，想象一下我的父母兄妹朋友可能会如何讨论这个问题，并将之设定为“普通中国人的”。至于它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就暂时存而不论了。
　　如果是今天的一位普通中国人，遇到了《安提戈涅》的问题，在了解了整个故事的前提下，首 先，他一般不会把这个问题如此抽象化，抽象化为一个法律(或伦理或主义)位阶的问题。他根本不 会去想自然法(高级法)、家国伦理冲突或女权主义，哪怕他了解这些理论。这些理论一般是保留用 来讨论西方问题的或者被界定为“学术”问题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完全是另一种路子。
　　一般说来，普通中国人会理解安提戈涅对亲哥哥的这种感情，但不会认同或完全接受她的作法。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和原则是，鉴于当时的情况，每个人都应当识大体，顾大局。一个普通中国人不会笼统地在一般意义上说安提戈涅的自然情感或家庭伦理高还是国家的法律高，但会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维护城邦(或社区或国家)的所有人的利益来说，谁应当让步或让位。在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分析框架下，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认为安提戈涅是“头发长，见识短”。因为，她几乎是要以牺牲城邦的(社区的或国家的)利益来满足她个人的自然情感需求。不错，底比斯城邦的内乱已经过去，外敌已被击败，叛徒波吕涅刻斯已经死亡，城邦已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城邦还是需要分清敌我，必须惩治叛徒，需要有坚强的领导人和严格畅通的政令来维系稳定，防范危机，这是关系更为长远涉及更为广泛的重大的整体利益。在这个时候，安提戈涅明知故犯，一再挑衅，逞强固执，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认为她太自私，太任性，会认为她过于依仗那已经谢世的父亲的权势，是不守本分、不识时务的娇小姐。
　　这不意味着普通中国人就一定完全赞同克瑞翁。沿着上面的思路，普通中国人仍然很可能会认为克瑞翁的法令过于严酷，特别是针对安提戈涅的情况而言。毕竟安提戈涅遭遇了重大不幸;毕竟她只是埋葬了一个死人;毕竟安提戈涅与被埋葬者之间有着亲情;毕竟安提戈涅本人不是叛徒，除了任性外，她无直接伤害城邦的恶意;毕竟安提戈涅也没有直接伤害城邦的明显重大的后果，如果有，也是间接的，是潜在的;等等。既然有这些区别，克瑞翁就完全有理由至少是减轻对安提戈涅的惩罚，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禁葬令和城邦的权威。克瑞翁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可能的借口，因此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法令)至少是不明智的。也因此，尽管禁葬令是正当的，但是禁葬令的这一具体执行却由于分寸感不够而失去了正当性，而这最终还反过来损害了克瑞翁个人的努力和城邦的权威。此外，克瑞翁也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将安提戈涅处死。因此，这一执法从后果上看是不好的，没有达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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