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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成本的分析工具被经济学家们逐步完善起来。因为无论是企业的成本还是市场中的成本，经济学家们将其看成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考察，是通过对合同关系的考察来实现的，即委托－代理合同的分析。由此，对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正面激励、负面的作弊、共谋等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也分析出来一系列的困境。许多经济学家们（詹森和麦克林）进一步提出，企业是一个契约的组合。是一个企业家和其他人签订的一系列合同组成的，比如工程技术人员、体力劳动者、原材料供应者、土地所有者、设备供应者等。资本家处在这些合同的中央 。
从企业推而广之，我们的一切管理制度都不过是市场的替代物而已，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国家是政治市场的替代物等。一切的管理制度都节约了交易费用，都相应地产生了管理费用（或者成为制度成本）。尤其是在整个国家被组成为一个大企业的情况下，效率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通过一个交易费用概念，经济学家们的帝国主义情绪高涨，相继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国家、法律、犯罪，乃至于民主政治和婚姻家庭生活，甚至爱情生活。所以，经济学家们剥去了人类行为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成本－收益分析不断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向传统社会科学领域进军，他们被称为“产权和新制度经济学家”。
如何对待这些雄心勃勃的理论呢？显然，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以及这批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我们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不同，制度经济学家们促使我们对制度进行反省，使得我们重新认识到，理性的个人未必能够形成理性的社会。他们改变了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比如民主制度、历史中的某些事件的认识等，以及著名的论断：私人干不好的事情，国家也未必干得好。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动力，生产力包括生产主体、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三个部分，其中，生产工具的改进是最为典型的标志。封建社会的标志是铁器，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是机器大工业是我们用来划分历史的标准之一。想一想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定义，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种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制度经济学家们则不同，他们认为对交易费用的理解是理解社会进步的依据，制度的产生节约了交易费用，而不合理的制度则不断地在寻求节约交易费用的努力中得到改善。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就是产权，并且根据他们的论证，私人产权是最具有效率的。国家也好，法律也好，最为重要的是保证产权的安全，以及为产权划清界限。由此出发，国家之所以存在，因为需要保护交易和产权（当然，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暴力是其想当然的职责所在）。
实际上，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界定的话——就像我们对大多数观点都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一样，制度经济学家们是“生产关系决定论”，不过，他们则反击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
当然，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成果都不可能用几句话来说明，否则，只能说明解读者的浅薄，对产权和新制度学派万花筒一样的，富于“帝国主义”色彩的理论，借鉴和学习是极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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