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变动物权行为的规定，也可以谈一下台湾的经验。物权行为在台湾的民法，原来只有在不动产交易需要一份证明物权契约存在的书面（民法760），对于交易的意义不大，但仍然形成一定的成本，现已决定修法删除，则所谓物权契约在动产和不动产都同样只是一种想象的存在，或“逻辑”的存在，让交易大众必要时可以在上面做文章，比如“保留所有权”或附其他条件，针对特殊情形多一些选择，如此而已。因此尽管有少数学者批评此一行为无意义而主张删除，并未为立法者所采，我也认为此一逻辑存在的行为，实务上既证明不会构成任何交易的障碍，可说已经通过了考验。而且物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逻辑上的应备的要件，不但未增加任何交易成本，还有助于司法实务对现实交易做流畅（合乎逻辑）的解释，可以公平的解决各种争议，为什么要舍去此一优点，徒增法官在某些案件说明上的困难？这里唯一需要的成本，就是
教育法官的成本，交易大众并不需要懂物权契约就可以进行交易，就如多数民众不懂什么叫“承揽”，每天还是有大量的承揽契约在流畅的进行，所以用“物权行为不符合民众认知”作为否定的理由，根本就误解了民法的“裁判法”性格，稍加思考即知其牵强。同样是中国人的社会，有差不多的交易文化，台湾的经验对于大陆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
问：继物权法之后中国大陆在民事立法上的重点不外就是民法典工程，可否请苏教授从宏观的视野就您的观察提出看法？
答：民法典是时代之子，工程浩大，需要政治部分用最大的意志力去推动完成。
当各民法重要的部分都已经完成立法后，等于就剩最后的临门一脚，把这些部分串联起来。然而正因为串联的工作比较不像个别部分那么急迫，学派意见的争议却反而特别尖锐，对于决策部门的意志会形成最大的考验，民法立法的工作就此暂缓，未来随实务发展再决定要不要与如何法典化，便很可能成为最后的决定。我们不能说这种“事缓则圆”的做法有什么不好，不过各个环节的串联如果终究无可避免，
民法通则和
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乃至
婚姻法、
继承法的关系，终究要在实务上加以厘清，要不要另外用债权通则将合同和侵权，乃至其他债权关系总括起来，要不要制定一个民法总则，作为所有括号之外的共同规定，这些困难的、总体的决定，不会因暂缓而变得可有可无，暂缓造成的不确定，成本会不会更大，都很难说。从立法经验的角度看，我认为等物权法和侵权法通过后，大陆的立法者应该要贾其余勇，一口气把民法典立法开到终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