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二元民主观，阿克曼在第一卷提出了著名的有关常规政治与
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的理论。在他看来，一元民主观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对于政治的片面性理解，即把所有的政治状况都等同于常规状态，在常态政治的时期，广大人民除了参加例行的选举之外，对于政治参与并没有过多的热情，从深度、广度和决定性等方面都表现出远离政治的心态，因此，国家政治只能由代议制的政治精英来实施。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都是常态政治呢？在这个问题上，阿克曼显示了其理论的原创性，他认为政治有两种，一种是常规政治，一种是
宪法政治，前者属于日常政治，后者属于非常政治，阿克曼所强调的“我们人民”的国家主题集中系于非常规的
宪法政治之中。根据他的考察，美国人民并非总是沉湎于常规的生活，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能投身于美国的
宪法政治的剧烈变革，积极参与政治家们的社会动员，审慎地选择自己系于国家的共同命运，并成为
宪法改革的原动力。阿克曼在《我们人民》第二卷集中论述的就是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影响深远的非常政治时期，美国人民如何发挥主人翁的精神而投身于
宪法政治的。
用这样一种模式来看待我们中国，我们确实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但是我在文章中感到痛苦或者感到无奈的是，我们有这样的政治家吗？我们有这样的国民吗？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正确理解的利益。很多人可能理解自己当前的最迫切的利益，但是不是正确的利益呢？比如，大家认为现在政府这么腐败，社会这么混乱，于是诉求平等，但这种平等的诉求假如只是结果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法律与政治制度的话，就很难说是一种正确理解的利益。但是老百姓不会像法学家，向在座的各位那样考虑的这么深远，认识到只有奠定一个很好的制度框架了，真正的权利平等才能获得。因此，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理解的利益和非正确理解利益，光从老百姓这一层面，我觉得是很难走通的。同样，单靠政治精英，也未必走得通，最后也可能是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希特勒也可以说是政治精英，拿破仑也是政治精英。回头看看我们的政治精英，他们有没有抛开党派利益，为了真正的国家，或者说为了政治人的政治志业，这也是一个困境。现实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乐观的前景，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只能谈点理论而已。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也没法去教化政治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谈出一点理论，就是说从中国的前景来说，老百姓能够理性的、审慎的、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能有一批真正的政治家，能够回应时代的需要，在非常政治时期通过自己的政治志业，完成
宪法政治的转型，然后重新回到日常政治之中去，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梦想了。
所以我在我的文章中说，在理论上我们中国有三种道路，一种是普通法的国家道路，这是一种很好的英美式的理想道路，能不能在中国走通，我在一篇文章专门写了，在中国仅有普通法宪政主义是不够的。我们没有这样的市场秩序，没有这样的市民社会，没有哈耶克所说的这种自生秩序的演进，而且国际环境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从容的空间。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重新回到过去的旧体制，这种威权政治或极权政治的国家道路，目前在新老左派那里还是有着广泛的市场的，这是非常可怕的。第三种就是阿克曼给我们提供的人民大众和政治精英的互动，当然这也是一个诉求。但应该看到，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
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说起来，在座的都是学法律的，法律人，现在有一个词叫作“政法系崛起”，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担当。当然，我也知道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宪政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我写这篇文章的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
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
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
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痴人说梦，姑且听之。基本上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
现在由李强老师发表评论。
李 强：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高全喜的演讲和同学们见面。他的演讲他说是依据的他的比较长的《论
宪法政治》的文章来讲的，我觉得这个演讲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在中国的语境下，思考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宪政的问题。传统来讲，我们讲法治，大致是遵循英美这个法治传统。英美法治传统，我自己感觉，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写出来的，说出来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没有写出来的，没有说出来的。我自己曾经在文章里说，是hiden
thesis, 是个隐蔽的主题。因为任何一个文化，如果我们按照法国福柯的理论来讲，它在特定的时期都有一些discourse,都有一些老生常谈。这个老生常谈，讨论这个文化本身的时候，不要讨论。比如我们讲市场经济，当年苏联东欧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美国一些非常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就给它们设计了一套方案。他们这个设计很简单，就是只要国家不管，市场就会自发地调节经济行为，实现资源配置。这个讲得是没有错的，因为他在美国受的经济学训练，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念博士，他不会想到市场经济运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等价交换，商品经济嘛。但是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不等价交换的，我总想卖的贵一些买的便宜一些，甚至坑蒙拐骗，骗他人的钱。要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到等价交换这个规范之中，你需要一套制度的约定，包括道德，你需要有道德。如果社会的人都非常有道德，都非常公正地行为，那是最好的。但是大家都做不到。第二你要有市民社会的约束，好比说为什么西方一个大学教授就不抄袭呢，或者说抄袭比较少呢。因为教授有教授的市民社会的约束。为什么卖假货的稍微少一些呢，好比我们国家卖假货的行业，能把一个行业摧毁掉。因为它有行业协会，因为它说你要卖假货的话，大家都吃不了饭了，因为你必须受我行业协会的约束。第三，最终的就是它有法律。就是说，这是老生常谈，在一个英美国家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他不会想到需要一个老生常谈，有个discourse。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你在学习、移植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生存的一套制度的时候，你不仅要看到它说出来的，这个已经不容易了，理解它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而且要尽量体察它没有说出来的，没有写出来的那种隐蔽的主题。不仅经济如此，法治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