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公司法》还扩大了股东出资方式，壮大了公司的资本实力。旧《
公司法》第
24条和第
80条限定列举的五种出资形式(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与土地使用权)不足以囊括创造公司财富的各种资本源泉。是否应当允许第六种乃至第七种出资方式，例如股权、债权、房屋使用权、劳务、著作权、债权、投资基金券、票据等作价出资，语焉不详，实践中极易发生纠纷。最常见也最保守的态度就是不允许第六种出资方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物质形态和产权形态的表现形式更是五彩缤纷，创造公司商业价值的出资方式远远不止五种出资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为此，新《
公司法》第
27条大幅放宽了股东出资方式：“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因此，债权、股权、采矿权、探矿权等他物权均可作为出资财产。此举将会鼓励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拿出闲置多年的资本进行投资创业。出资方式的扩大与其说是危害了债权人利益，不如说是强化了公司的资本和资产信用，最终造福广大债权人。
根据新《
公司法》第
27条之规定，在诸多的出资形式中，只要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其他的出资形式可以高达公司注册资本的70%。这就废除了旧《
公司法》有关知识产权出资不超过20%的旧规定，放宽了知识产权出资额，有利于鼓励高科技公司的健康成长。
二、新《
公司法》是一部善待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的平等型
公司法
旧《
公司法》与《
合伙企业法》、《
个人独资企业法》一道，扭转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投资者所有制性质分套立法的传统思路，改为按投资者责任性质与企业组织形式立法，从而开创了现代企业制度立法的先河。遗憾的是，旧《
公司法》在坚持股东平等原则方面并不彻底，存在重国有、轻民营的立法缺陷。例如，该法第75条在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为5人以上的同时，破例允许国企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少于5人，甚至是1人。虽然募集设立的结果是吸收了许多公众股东，但公众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以至形成今天一股独大的局面。倘若时光倒流，该条要求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也具备5名发起人，那么在上市公司胎动之时就可以实现股权的相对分散化，从而避免今天的股权高度集中带来的公司治理疑难杂症。又如，该法第15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但涉及“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而设立的，或者本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这显然是上市条件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