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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哈罗德·伯尔曼：《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页26。
并且还把问题再引向深入——一个担当律师角色的负责的个人的行为，怎样才能获得道德的许可或合乎道德规范的要求?这样的个人应如何行事，以推动他作为律师而身处其中的律师角色地位、社会传统和社会安排变得更具道德上的正当性?赫尔德等：《律师之道》，袁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8。
他的意思是指法官裁判中根本不考虑道德因素吗？这是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他的意思的指法官根本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吗？这是有无职业伦理问题。这两种理解不对。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法官作为职业法律家他们应当摒弃“自然理性”而秉守“技术理性”，法官眼中只有形式化的法律，而决不指导法律与道德问题混为一谈。这当然是很正确的。 波斯纳在谈到另一问题时对医生和法官作了这样的比较。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年版，页8。另外，对法律家和医生作过比较的还有美国学者基特尔（R.kidder）。参见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页104。据 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28。
在此，使用“伦理”一词更确切一些。据学者分析，“伦理”与“道德”两词不达意虽在我国一般用语上似乎无太大之差异，但在西方社会，自康德哲学思想出现以来，尤其在法哲学界通常以实质的层面，与主观的层面予以区分。即我们究竟应做什么？不得做什么？此为伦理的问题（即实质的层面）。我们对某行为内容的态度，心理准备、心情、动机等，为道貌岸然德问题（即主观面）。例如教育工作者、医师、律师等各个的职业，都有就各该职业为当为或不当为之基准，这就是职业伦理，而人们就其内容所产生的态度、心情、动机等即为职业的道德的问题。司法官既为一种职业，当然有其职业的的伦理、职业上的道德。雷万来：《论司法官与司法官弹劾制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171。
此案系一位女法官在1996年8月营口召开的“20世纪中国法治变革的回顾与前瞻”学术讨论会上针对刘作翔提出的“执法阶段不应以道德代替法律”的观点而谈的案例。这位女法官的观点是：有时考虑社会道德及人情常理的必要的。参见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式的难解之题”，刘海年等：《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页271以下。
“形式”、“形式化”、“形式主义”等词在韦伯关于法的理论中是一个关键词。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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