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艾滋病防治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全球都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为防治艾滋病、促进人类生命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更应该沉着应战，冷静对待，而不能心慌脑乱，不知所措，更不能心血来潮，盲目借鉴。不加区别的对“艾滋嫌疑人”进行强制检测，这种“硬强检”措施，在法理上行不通，在法律上靠不上，在技术操作上也做不到，“太硬”的措施不仅不能达到防治艾滋病的实际效果，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从而给防治工作带来更多、更大、更复杂的麻烦；100%的推广安全套，这种“软套子”措施，在制度上太孤立，在文化上太突兀，在实际运行上也太脆弱，“太软”的措施同样不能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相反可能会助长性产业的“兴旺”、“火红”。因此，各地在防治艾滋病过程中，必须首先在理念上梳理清楚，措施的出台要反复论证，既要考虑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合宪性和合法性，也要意识到制度的配套措施是否到位。在没有勇气对性产业合法化之前，要么就是严格执法，封堵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要么就是合理引导，防止矫枉过正。
　　在此，笔者不是否定所有的强制检测，但“硬强检”必须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实施，如输血、器官移植、法律诉讼等具有强制检测必要时才可以实行，否则应采取自愿原则，实施“自愿检测”；笔者也不是否定安全套的推广，安全套使用意识确实应该宣传、培育，但指望通过安全套的推广来防治艾滋病，同样是一种“隔靴搔痒”的“软套子”措施，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在推广安全套，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把它作为“防艾”第一措施。如，乌干达政府突出强调的是预防艾滋病ABC，首先是A（Abstinence，禁欲）和（Be faithful，忠诚），然后才是C（Condom，避孕套）；美国的安全套推广意识是从孩子做起的，长期以来已经培育起了相对成熟的性意识和生命安全意识；泰国的推广安全套的成功经验是以公开承认性产业的存在为前提的，尽管外人对该经验在泰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起到的进步作用多有赞赏，但也有人士提出政府的严厉打击和民众对死亡的恐惧才是其感染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安套推广措施，我们不能寄予太多的期望，更不能把它作为当前防艾的首要甚至是唯一措施。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所言：“做好感染者的工作，尤其是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给他们以科学、合理、人道的帮助，是预防艾滋病蔓延的重要措施。反之，如果他们在社会上被孤立，就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笔者也曾经在2001年撰文《宣传教育是防治艾滋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防治艾滋病应该加强宣传教育，首先应该在全社会普及艾滋病基本常识，孕育起“艾滋意识”，不至于在将来有一天中国艾滋病大规模爆发之后让民众发生心理恐慌。世界范围内，其他一些防治艾滋病比较成功的国家，也是非常注重宣传教育工作的。如，早在1987年，英国的每个家庭都收到了由政府印制的艾滋病宣传册，以“不要死于无知”为口号，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艾滋病教育宣传攻势；1988年，美国政府进行了协同性的艾滋病宣教攻势，由国家医师总长亲自撰写的《了解AIDS》，印发1亿零7百万册送到国民手中；去年，笔者去泰国参加第15界世界艾滋病大会，在曼谷的大街小巷也看到了大量的艾滋宣传材料。其实，勇于承认我国艾滋病的疫情，在民众中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普及艾滋病教育和生命安全教育，这是一项长远之计，100%不打折扣地推行下去，会受益无穷。可惜的是，作为一位中国公民，我经常从媒体上看到“强制检测”、“100%推广安全套”之类的“又硬又软”的报道，而至今也没收到一份来自政府的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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