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相关前提制度缺乏，配套制度也是残缺不全或者说执行不力。笔者认为，安全套的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套”。安全套的“安全”属性来自于其产品质量的保证和对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然而，据《中国医药报》报道，2003年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003年初对全国11个省、市橡胶避孕套市场的抽查结果：合格率仅为12.1％。其中，主要性能指标爆破容量和爆破压力及针孔项目不合格率高达43.9％。另据有关专家介绍，性病可使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性增加2至5倍；而一直被公认为安全措施的避孕套也只能降低85%的艾滋病感染风险，“中国人将避孕套称为安全套其实不科学，这会引发一些消极后果，因为这种虚假安全感会使高危人群拒绝改变其高危行为，增加艾滋病的潜在危险”。2001年7月20日，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HHS）的报告也称：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避孕套能够预防大多数性传播疾病。于是，即便戴上了那个“套子”，也可能照样染上“艾滋”。可见，安全套的“安全“属性在目前仍然是令人担忧的。既然如此，那么，安全的“套”的属性也会让人们对其能够“套”住病毒的机率产生怀疑。除此之外，对禁卖淫嫖娼行为的严厉打击也是一种配套措施，如果这项制度执行不力，仍然会降低安全套推广措施的应有功效之发挥可能性。
　　从安全套推广实践角度来观察，是否可以做到100%推广？即便如此，100%推广也并不意味着100%使用，更不意味着100%安全。安全性已经在上文阐述过，这里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质疑100%使用。按照中央六部委局的“意见”，中央将采取统一招标的方式，每年采购统一标识的用于防病的免费供应的安全套，按照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性病报告数的比例逐级供应。地方各级政府也应拨出专款，购置部分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弥补中央政府供应的不足。问题就出来了，中央供应安全套的根据竟然是“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性病报告数的比例”，看来只根据报告出来的HIV感染数和AIDS病人数是不能做到完全覆盖的，即便地方政府专款拨发来弥补中央政府供应之不足，也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尴尬。有的地方甚至号称100%的性交易时间推广发放安全套，这显然是在吹牛皮，一来你能不能做到在100%的性交易时间及时提供安全套？二来既然能够有时间供应安全套，为什么不去出警打击这种非法性交易？因此，笔者尽管也不否认安全套的推广给艾滋病防治带来的一些好的效果，但问题是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好多措施的出台，其盲目借鉴国外的“跟风”色彩要比其实际效果浓重得多。如此说来，相比强制检测的“太硬”，安全套的“软套子”也就显得“太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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