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史学家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废帝制初造共和，有功，可称“国父”（由于孙中山排满，因此这个国父准确地说只能是汉人的国父）；二次革命，弃法治而以武力挑战共和，有错；将宪政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开启中国现代灾难之门，有滔天大错。关于蔡锷胜过孙中山、黄兴等人，袁世凯是这样说的：“此人（蔡锷）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在蔡锷的心里，作为军人，应当遵循法治，让共和国远离战争。战争只是废除帝制的手段，挑战共和无异于手足自残。然而，历史不可假设，共和、法治、竞选、人权最终落得徒有虚名。名为“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的共和国内战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支援，但最后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
　　三、护国战争再造共和，蔡锷精神成为共和国军魂：以必死之心，为国民争人格。
　　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为了缔造共和制度，但在中国共和史上，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及其以后任何革命。
　　首先，护国战争是政治革命，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为全中国的国民争人格。护国战争既不是辛亥革命中带有种族不平等痕迹的种族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带有群体不平等的阶级革命。由于后面三种革命都只能制造内乱，而不能达到共和。蔡锷曾亲自致电孙中山修改辛亥革命的种族遗迹，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辛亥革命应当发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君主国体，专政、世袭制度，而不应以种族为界，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种族为专政还是群体（阶级）为专政，均应反对。在用人方面，蔡锷主张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 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效。
　　其次，护国战争之险，重于辛亥革命。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叛乱）以后，辛亥革命的种族旗号不再有号召力，袁的势力远远超过了满清政权。为了控制蔡锷，袁世凯又将蔡锷召到北京看管，临行前由蔡锷推荐，唐继尧继任了云南都督。蔡锷想法脱逃以后，到云南是既无钱又无权。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唐只交给他 “三千羸师”，饷银2个月，子弹平均每枪300发。在川南一带鏖战半年之久，特别是二、三月间战事十分激烈，护国军处境相当危急，“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电唐继尧要求接济，唐却从未给前线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蔡锷有必死之心，民众有必胜之心，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蔡锷以叙永为大本营，在泸纳之战中击溃袁军，震撼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护国战争功成。孤军当大敌，连蔡锷自己也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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