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立法历史及其变迁，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系1990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12月31日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一条款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三个原则，一是以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为主的客观主义原则，二是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三是在范围上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宜。在这三个原则中，依实际居住情况设立居民委员会是主要原则。事实上，该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按照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⑦]。199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原则进行了部分修正，其第6条除了规定要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居民自治组织外，还以“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取代了“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的传统做法。由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居民是指居住在某一特定社区的公民。其中，居住的事实是确定何谓居民的唯一条件。
　　在确立了上文的分析结论之后，《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便是一个答案明确的问题。上文的分析显示，无论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来看，还是从这一立法的变迁历史来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居民委员会设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人为确立的户籍登记制度及作为其结果的户籍登记结果。《通知》在确立选民条件时，将户籍作为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并据此来断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而享有选民资格，显然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不符，也直接违反了这一法律第8条的规定。
　　二、举证责任的分担
　　
　　在江山选举案中，起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在公榜的过程中认为江山不具备选民资格，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这实际上对举证责任提出了异议。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一个公民是否具有选民资格，必然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岁、享有政治权利的本社区居民。那么，是只有一个公民自己提供上述三个条件的证据，他(她)才具有选民资格，还是他(她)当然地被视为具有选民资格呢？换言之，在确定选民资格的过程中，是公民承担证明自己具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还是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承担某一居民不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无意探讨证明责任分配一般理论和实践的是非得失，只想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的“享有政治权利”这一条件举证责任的归属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区选举委员会认为公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法院对此主张予以认同。那么，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是不是居民自己的责任呢？这需要首先分析“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