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权义的对应程度来看，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由于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并非平等主体，因而不能像民商法主体那样至少在理论上要求权义对等，经济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并非可以等量等质地互换。但同时，与行政法上的主体之间的权义的不对等相比，经济法主体之间的权义不对等还要更“温和”一些。因为从调整手段上看，经济法毕竟不像行政法那样更多地运用直接手段，而恰恰在很多方面要依赖于间接手段的运用。
可见，经济法的“权义结构”存在着多种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与经济法本身的特征或特质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其存在也正是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职能的需要。这也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重要方面。
六、简短的结论
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面，对于“权义结构”的探讨还非常不够，而“权义结构”理论其实正是整体经济法理论（特别是其规范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权义结构”作为经济法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其提出和深入研究，对于认识和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有鉴于此，本文着重从经济法的角度，对“权义结构”进行了法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调制主体的“权责结构”与调制受体的“利义结构”，对两类主体的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提炼出了一系列权利范畴，从而为揭示经济法“权义结构”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
“权义结构”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广义上的权利义务的种类、性质、具体内容、保护手段、实现方式、与其他部门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差别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也会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等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基础性意义。此外，由于经济法的主体及其具体权利、义务非常复杂，因此，选择典型主体的典型性权义进行类型化研究，非常重要。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大大推进经济法总论的研究，而且还极可能在更为广阔的领域，谱写各部门法研究的新篇章。
【注释】 除了既往的研究以外，在2002年、2003年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以及其他小范围的经济法研讨会上，已有多篇探讨经济法责任问题的论文，这表明学界进行专题研究的自觉性已大为提高。
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许多学者从法学范畴的角度强调权利、义务的重要性。尽管学者对法学的基石范畴的择定并不一致，但并不会影响权利、义务在部门法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在公法的各类具体领域，由于涉及到公权力的问题，因此，同单纯涉及私权利的部门法在“权义结构”上自然会有不同。这在行政法、
刑法、诉讼法等领域都有具体体现。尽管对于经济法究竟属于公法、私法抑或社会法尚存许多模糊认识，但从传统和现实、从多种严格分类的综合分析来看，仍以归属于公法（保障公共利益的法）为宜。
参见拙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这只是法理学研究方面的一种重要观点，当然，还存在其他的有价值的观点，在此不做具体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