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参见本书《当代中国税法基本原则》一文。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Judith Resnik, procedure,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88, p.108.转引自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原则。参见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3页。
参见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
即在表述形式和基本精神方面直接借用西方税法四大基本原则，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赋予其新的具体内容。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参见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9页；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有的学者按此标准将立法权限体制划分为中央集权模式、地方分权模式、集权分权模式和分权集权模式等四种。参见吴大英、任允正、李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4页。
参见马怀德主编：《中国立法体制、程序与监督》，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9页。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272页。
参见郭道晖：《我国一元性立法体制》，载郭道晖、周旺生、王晨光主编：《立法——原则·制度·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页。
参见刘升平：《当代中国立法体制研究》，载郭道晖、周旺生、王晨光主编：《立法——原则·制度·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3页。
参见李步云等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9页。
参见马怀德主编：《中国立法体制、程序与监督》，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参见刘剑文：《试论我国分税制立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参见张忠诚主编：《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
参见刘剑文：《试论我国分税制立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
参见张忠诚主编：《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38页。
参见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参见《比较税法——比较税法讲座》，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348－349页。
宪法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机关及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权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最高权力（立法）机关的授权。
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参见李亚虹：《对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思考》，《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