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先生的文娱生活虽单一却不枯燥。他常花８分或１毛钱到沙坪坝、学校附近的无线电厂、军营去看电影，一部《追捕》就看了四遍。先生喜欢“在下雨天撑把雨伞去解放碑那些早已无迹可寻的小巷里，默默注视来往的重庆百姓”。他说：“很有趣，这种文化差异。”
　　
　　学生堆里的贺卫方
　　
　　近几年，先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地方政府、民间社团，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周游列省“布道”解惑，其中间或也有大学。有人说，先生如此，已离大学、离学生渐行渐远，先生本职应该在大学、在学生、在研究。
　　
　　而先生一直说：“我首先是一个教师，一个学者，我对现实现状的关注首先是以一种研究的态度面对，从而严谨地论证，以求更有效的解决方法。”可见先生其实是为研究而讲道，而非以讲道为本职。先生作为一个教师离我们一直很近！学生堆儿里的贺卫方有学生堆儿里的感觉与风采。
　　
　　我有幸听过先生的“比较司法制度”这门课，我也亲自感受过先生的五次演讲。先生面对学生，尤其是在小些的课堂，与他在外讲学迥然不同。在公众面前，闪烁的镁光灯后，先生永远是风趣、渊博而且潇洒；在学生面前他却似乎深沉得多，沉重得多。对于司法现状中种种尴尬的一连串诘问，有时候让他自己都寻觅不到答案。额上的血管突突地跳着：“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呀！不知道呀！我们何时能够看到真正的解释与解答？我们期待，我们希望啊！”每每先生在课堂上这样自问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他眼里噙着的泪水，一点不假的泪水！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受到的是老师为了实际问题而承受的煎熬与痛苦，而不是来去挥一挥衣袖的洒脱与儒雅。
　　
　　 先生是受学生爱戴的。课堂上，他总是习惯于将冷色调的法律概念置于澄明爽朗中再去分解，总是习惯于赋予法律理念以浪漫的诗情画意。有学生说他是“行吟法律的浪漫骑士”。确实，先生蝉联四届北大十佳教师称号，兼之最有风度奖。１９９９年，先生因某些不如意欲“转会”清华，北大学子联名上书挽留先生，文字撼人心扉：“……先生如大鱼，我等如小鱼，同游正酣，今大鱼将去则小鱼又当如何？……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近万分的努力，目的惟有一个：先生，请留下！”这应该是一个教师最高的殊荣吧！先生作为“巡回教授”，在中国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等十七八所大学兼教，虽“力不从心，多以讲座形式”，但这种“资源共享”也足以让这些大学的学子们为之狂喜了。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先生做客“西南法学论坛”，学校的学术报告厅大门被生生挤下来一扇，点评嘉宾张志铭教授居然无法进场。请先生签名的同学更是围成水泄不通之势，论坛的主持人张绍谚教授感慨说：“原来学术的魅力一点都不亚于流行歌曲、影视大腕儿，你看看卫方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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