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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办学也有不利条件：一是地价高，北京是全国地价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地价高带动其他办学相关成本都高，使在京高校校园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二是办事难，北京办事的时间成本高。三是社会负担重，在京高校承担的维持社会安定的负担重；四是优惠少，在北京办学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比外地少。五是北京市的管理粗放，不如南方城市管理精细化。
北京地区地价高，以及带动的相关成本高的情况，不是很快就可以降下来的。这同东京、汉城、我国的台北、香港等亚洲的大城市差不多。如果说土地高成本的压力还有一些正面效应的话，那就是给高等教育更大的压力，也给学生寻求高回报产生更大的期望值，促使具有高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向这里集中。[22]
（二）共建教育
为了发展一定区域高等教育的有利条件，在激烈的竞争下，发展高等教育就一定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因为，今天的经济逐渐以知识为基础，城市发展正在从工业加工型为主转变到城市文化与高等教育为主的发展模式。如果这个转变已经开始，区域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就有在一定地理空间结合的可能性，而且还有可能将高等教育发展变成提升地区经济升级换代的动力之一。
中国首都政治与文化的辐射力，不仅影响全国，而且也会影响亚洲。北京的“首都教育”的定位要有远大的目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教育发展目标都不仅是对本国的学生，还面向全球各国的留学生。从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国家学校里的人数的增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与其教育的发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吸收全球科技成果有正相关性。
北京要发展成为全国教育中心，就要向全国开放。北京要发展成为全球教育中心，就要向全世界开放。目前，首都有部属院校32所，市属院校30所，此外还有近100多所民办院校，总数将近200多所。（注：包括民办院校。）未来发展首都教育，不仅要靠传统的国办和公立模式，还需要办学经费与模式多样化，充分调动国家政府以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共建：一是跨系统，教育部与北京市的共建（中央与地方的共建）；二是跨国，国内与国外的共建；三是跨所有制，政府与民营的共建；四是跨地区，北京市与周边地区的共建。
（三）部属高校“地缘化”
以北京地区为例，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首都高校的模式，改变了按照财政拨款渠道来划分高校的状况，按照高校的“区域优势”与“区域贡献”来划分高校，笔者将这一点看成“学校的‘属地性’”。例如，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财政拨款的高校，主要办学经费来源于教育部。但是，由于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市，为北京市所做的人才贡献比位于外省市的教育部所属的高校要大得多。根据北大的统计，从1991年到2002年，北大共招收北京市生源的本科生3878人，占总招生比例的15.26%。另外，北大在北京招收大专升本科学生1790人，占总招收人数的20%。
再如，北大在北京市招生的分数线比在外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也有利于北京市的考生进入北大。1991年到2002年北大招收北京户口的硕士研究生8849人，博土研究生3189人，分别占招收总数的49.09%和51.04%。近五年来兴起的MBA、MPA、法律硕士、软件工程硕士和公共卫生硕士等专业的生源主要来源于北京市。[23]
从北大毕业生分配到北京市工作的情况看，从1991年到2002年北大为北京市输送了本科生8370人，占本科毕业就业人数的59.2%，输送硕士生和博士毕业生分别为5351人和1501人，分别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64.3%和66.4%。除人才培养外，北大每年还承担北京市的众多科研项目，为本地高科技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北大校办企业在北京市纳税和提供本地的就业机会等。这些数据都说明，北大虽然是教育部所属的高校，由于位于北京地区的原因，为北京本地所做的各种贡献，远远大于为其他各省市所做的贡献。不仅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都为北京地区做出了贡献。北京对在京部属高校进行共建，只会对北京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四）教育资源重新配置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而人才竞争的基础在教育。我国那些经济实力雄厚、行动迅速的沿海城市，已经看到了人才竞争与教育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在2～3年前已经着手发展教育事业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的教育资源将出现重新配置的局面。
在信息技术日益深入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情况将出现。拥有丰厚IT设备和网络资源的地区的高等教育，将比没有这种资源的地区获得更快的发展。同时年轻一代的知识工作者将向这些拥有IT与信息资源的地区流动。这是教育在信息时代表现出来的特性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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