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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法学上，可能会涉及多种类型的客体，如征税客体、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税收行为的客体等，就很容易被等同或混同。这既体现了税法的特殊性，又体现了客体理论研究的不足。事实上，研究客体非常重要。例如，一般将征税客体分为三大类，即商品、所得和财产，而由此形成的“三大税类”，则奠定了税收实体法的基本分类。然而，从整个客体理论来看，则还有许多“蛮荒之地”。
需要说明的是，税法问题普遍较为复杂而特殊，往往需要采用细化的“阶段论”来认识，[19]这对客体理论研究尤其重要。时至今日，征税客体与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几乎常常被混同，其原因就在于缺少细化的研究，特别是缺少对一般市场行为（广义的民事行为）与税收行为的有效区分。事实上，征税客体是与一般市场行为相对应的，它们是发生税收行为的前提；而税收行为则建立在一般市场行为基础之上，没有税收行为也就不可能产生税收法律关系。
受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法律关系的客体往往被确定为物和行为（有的也加上智力成果等）。其实，法主要是通过对行为的调整来实现其调整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行为。即使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有研究的必要，[20]也应当看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并不是作为征税客体的商品、所得和财产（它们是纳税主体通过市场行为而获取的私人物品）。税收行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直接的、第一位的客体，它同样有自己的客体（行为客体），这些客体主要是具有基础地位的“税权”（对应于税权分配行为），以及以税权为依托的“税款”（对应于税收征纳行为）。
可见，征税客体、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税收行为的客体，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客体体系，而这些客体之间的区分和理论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税收行为范畴的提炼。研究税收行为，有助于促进整个客体理论的研究，它特别能够说明：不应泛泛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物和行为（这本身就容易产生不易区分的交叉），[21]尤其不能把征税对象直接等同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必须要针对税法的特点来进行具体分析。
（四）对行为理论研究的价值
如前所述，在整个税法领域，存在着复杂的“行为构成”，与传统民法对行为的“均质性”假设不同，在税法领域，不仅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其行为性质各异，而且由于法律宗旨的多元化，也会导致其行为组合相对复杂，表现为其“行为构成”包括两个部分，即基础性行为和高层次行为。例如，税款的征纳就是一种基础性行为，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税收调控行为，则是一种高层次行为。[22]
税收行为范畴的提炼，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对各类税收行为展开分析，以更好地研究税法上的诸多“复杂性问题”；有助于考察税收行为的构成，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权力束”（或“权利束”），从而推进税法学行为理论体系的形成。
从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在纳税主体的诸多税收行为中，有两对重要的“行为组合”，即“应税行为与纳税行为”，以及“纳税行为与逃避行为”。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或层面，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例如，“应税行为”对于确定相关事实、明确纳税义务就特别重要，这可以从中外法律的规定中找到依据。此外，征税主体的各类税收行为（如税收立法行为、税收执法行为），特别是那些最直接的税收征收行为（如征税行为与辅助行为，特别是保障行为、代理行为等），都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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