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卖瓜的总说瓜甜，搞司法改革久了的人总说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它的专业化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推进的。
接下来，我简要地谈一下对宪政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而且是我们在宪政建设中会碰到而且很难办的问题。第一个文化特色就是人们对于书本上和实际上的分离习以为常，比如有些机构行使了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但是人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这样的一种全民性的对于规则的不看重，我觉得这是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第二个特点就是帮派思想的盛行。政治过程中的帮派固然重要，但是它不应该发展到以一种不大合理的方式去组建帮派。比如同年啊，门生啊。如果这种思想盛行的话，特定地区来的人就能得到信赖，这就构成了一个小群体，这个小群体不是政党，而是政党里面的派系。有时候，这种派系观念大到一切是非都以是否是我的派系来划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中国政治的问题。第三个文化传统是过分的理想主义，以至于不懂得妥协。宪政固然是为了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们需要知道再完美的宪政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那个群体或者那个人可以垄断所有的真理，我们很需要有知道自己很可能是错的的一种观念。但是在中国却存在一种两极化，要么把政治看得极其肮脏，要么把政治看得极其纯洁。这样一种两极化的观念是在不停的深化，而不是逐渐地淡化。由于格外地理想主义，不容在不同场合下的争论，这样一种两极化的思维是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宪政发展的一些文化上的因素。
宪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期的思想。或许正像人们说的结果不重要，过程很重要，在宪政建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停地促进小的点点滴滴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点数这些小的成绩，今天我们所做的正是在推进这个过程。好，谢谢大家。
张曙光；刚才贺卫方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他讲了宪政的五个方面的因素也讲了可能阻碍它的因素。下面就请两位评议人先做评议，然后大家再来讨论。
许章润：贺卫方教授是我们所熟悉的学者，今天有机会在天则所聆听了贺卫方教授的演讲风采。应该说，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表情是丰富而生动的，手势是具有感染力的。他不仅提供一种思路，而且也对我们的提问设置了障碍。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从我刚才听他的演讲所生发的一些感想来说起。实际上贺卫方教授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了中国宪政问提发生的语境，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人们谈论宪政至晚是从甲午战败之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守成的都不可回避地再谈论这样一个宪政问题。它所引发的一个语境就是中国社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正在进行的以西方社会为榜样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中可能是它的起点，但必然是终点的就是至高、至上的宪政的达成。这样一种终点在我们追求的起步阶段就已然呈现在大洋的彼岸，然后我们作为一种榜样追求。实际上这是基于榜样的示范，而榜样的示范更像今天在海峡对岸的民主的演练造成的示范压力。我们中国从过往的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治理思路和方式转向为一部
宪法治天下，我们现在又去追求这个东西。我个人以为这种基于榜样的压力和示范效应而促成的变革，以一部
宪法治理天下的进路是后发文明在转型时期不得不然的一个取向。但是这有严重的偏颇，因为这实际上在心目中已然有了榜样的存在，而这个榜样被看作至善、至美、至高、至上的，然后以这个榜样来作为行动的起点并去追求。我觉得这犯了以结果作为起点，然后以追求结果这样一个弊病，因此这样一种以一部
宪法治天下的进路没有看到这种结果并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我想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如果我们比较泛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运动的含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泛宪政主义。贺卫方教授就是这些众多泛宪政主义者的一员，这不是一个贬义，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然的一个选择，明知不行也必须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