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应严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体标准，尽力杜绝在死刑条文中出现用语模糊笼统、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
刑法第
１２５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以“情节严重”作为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但何谓“情节严重”，立法上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潜藏着因执法的随意性而导致死刑滥用的危险。今后在修订立法过程中，应对这些概括性过强的死刑条款予以明晰化和具体化，将某些影响死刑适用的酌定情节予以法定化，以严格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处理关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复生，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便会铸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大错。一次错误的死刑裁判不仅会错杀一个或几个人，而且会动摇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其危害较之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必须严格依法裁量死刑，严禁法外用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体现。死刑的裁量必须严格遵循
刑法所设立的规格和标准，包括
刑法总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一般条件和
刑法分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具体情节，绝对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滥施死刑。例如，
刑法总则规定对犯罪时不满１８岁的人不能适用死刑，对此决不能随意突破，哪怕犯罪时差一天就满１８岁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２、必须从严解释和把握死刑立法。由于现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条款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实践中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结合具体案情予以把握。对于某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难问题，最好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统一而明确的解释，而对于涉及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贯彻从严解释的原则，不能借助于司法解释来扩张死刑的适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凡关系到死刑适用的，只能限制解释，不可随意地扩大解释。[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