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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法律文化对法律的正常运行，对于书面上的法律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以至内化到人们的行为中，自觉遵守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文化、适法环境是法律实效的生命！
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人类学家霍贝尔（Heobel）说：“把文化作为一个有联系的、运动中的整体看待。这样就可以把法律作为一个文化因素……〔12〕而法学家更是明晰地阐释了这一观念：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条件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13〕举例来说，法律制度中的继承制度、婚姻制度、甚至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都与文化思维模式紧密相连。又如中国法院有“执行难”的问题，这定会让美国同行瞠目结舌，只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美国人视法律为圣旨，几乎不可能有抗拒法律执行的问题，而中国人则不然，没有树立对法律权威的信仰于是出现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咄咄怪事，而正是文化差异之于法律的体现。于是得出这样的论断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文化是整体，法是部分，法是文化的命题中应有之义，法与文化不可分割，……法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14〕
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可惜“几乎从一开始它就被滥用和庸俗化了”（梁治平语），中国法学界对它的研究有何不足呢？第一，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要设定多种参照系。这些参照系是法律文化实体内容的演化和具体化。〔15〕但是因为法律文化是西方的舶来品，甚至整个国家制定法体系就是舶来品，因此在研究中国法律时往往仅以西方法律、法文化为参照系。其实忽略了中国固有的民间法习惯法的因素，因此往往会得出中国古代没有法律，歪曲、轻视中国法律传统的结论。其实站在中国法文化的角度看，州县官虽然在国家法之外可以且必须顾及人情事理，但是这些人情事理并非是可以任意形塑的规则，它们在当时、当地具有一定之规，不仅在人们心中形成普遍的“共识”，而且因与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而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可预测性。对于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不仅州县官理诉解纷须依其规，当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须遵循这样一种共同文化认识下的风俗和习惯。〔16〕
第二，仅把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工具，得出工具主义的、狭隘的法律观：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法只出自于国家，只与阶级社会、国家紧密相连，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17〕而这种认为法律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假设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法律作用和文化基础。〔18〕其实正如上文所述法文化是文化在法律中的体现和反映，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产生、运行、生效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真正的法律文化倡导者不会无视社会中法律中的多元性。我们不仅仅把法律看成是西方的，看成是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规则体系，而应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它的功能是文化界域里的，它的结构是多元变动的。〔19〕
可见法律文化的研究，不能脱离法律多元的视角。
二、 法律文化与法律多元
从上文可知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法文化研究不少，但仍在某些方面颇有不足，究其因在于对法律文化之对象――法律的解释过于单一，没有虑及法律的多样性与多样性。
法律多元的思路许多法学家早有前论，“只要对社会生活简单地观察一下就可以使我们相信，除了由政权强加的法律规则外，还存在着某些法律规定、或至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并非从总体社会的组织权限中产生的法律。” 〔20〕 “蒂玛歇弗（N.S.Timasheff）把“国家法”和“社会法”分开”。〔21〕昂格尔(Unger)认为法律有习惯法、官僚法和法律秩序三种。〔22〕千叶正士则把法律的三个层次概括成：官方法、非官方法和法律原理。〔23〕最著名的当属奥国的埃尔利希，他说法律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制定的，即“国家法”，另一种是“社会秩序”本身，〔24〕即“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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