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和充血
　　
　　如果对照《大河移民》一书中作者引用某位高层领导对于群众上访的看法，“现在许多问题靠法制一时还解决不了，所以要靠党政制度来解决”。我们可以说苏力对农村司法制度的整个研究就是为这句话做了最全面的理论诠释。在今天，法治如何中国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概念与经验的对立，而是一个技术化的法治秩序与一个意识形态背景下的（非技术化的）党政制度如何才能如胶如漆、梅开二度？他们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每当其中一方失去说服力的时候，另一方如何可能站出来救场？
　　如果将这两者比喻为逗哏和捧哏的关系，那么法官下乡与老百姓上访一个好比自上而下的按摩，一个就好比自下而上的充血。和法官下乡所体现出的本土语境相比，上访才是今天最具中国特色并不断生长着的另一种同样被苏力漠视的“本土资源”。其普遍性和规模在基层法治和准法治的制度中，都远不是法官下乡所能比拟的。老实说，我对后一部著作的敬重也因此远远超过前者。为什么要上访而不是诉讼呢？其实苏力的研究已经间接指出了答案，既然司法下乡和“科技下乡”、“文化下乡”一样，是国家权力构建有效统治的“最有效的”方式，既然司法没有从国家权力的逻辑与功能中脱离出来，这种不脱离并且得到了实用主义的辩护，那么离开司法这个傀儡而寻求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的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上访），自然也就是同样持实用主义立场的老百姓们不得不依靠的“进路”了。
　　甚至在正规的司法体系内，上访也开始成为一种现实法治秩序可依赖的本土资源。去年发生在陕西的一件传奇性的“刀下留人”的案子，就是律师闯进最高法院得到一通电话而阻止了死刑的执行。个别场合下的正义即便在司法体系内部，也要靠上访、靠充血，让最高司法机关涨成个猪肝脸才能获得。这就是现实经验对某种本土资源论的最好讽刺。自上而下的按摩如果在现实语境下还有切实的用处，就不会有自下而上一次次风起云涌的充血。这充分证明我的上述看法，司法下乡已经是在非法治秩序可以动用的最后的、并注定将被继续耗散的资源。近年来，已有好几个国家一级的机关如劳动保障部等频频发出关于群众上访日益增多要求正确对待的通知。尤其是最高法院2002年5月的一份通知引人注目，因为这个通知竟然要求各地法院“将信访工作与审判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这等于是宣布正规司法制度已经濒临全面失效。在维护社会正义和厘清权利纠葛方面，要准司法的行政制度反过来救场。这恰恰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不能独立运作的一种报复和反弹。在苏力的理解中，司法部门是把“按摩”的功能纳入了其中，而现在法院又被迫要把应付“充血”的担子也挑起来。基本法治思路的缺失已经使司法实践开始不堪重负。
　　今天老百姓需要的并不是送法下乡，也并不稀罕那些法官的“地方性制作技术”。他们很聪明也很无奈，于是干脆走出去上访。如果要谈论法治理想在中国经验中的困境和受制于本土资源的命运，《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可以给我们更多实证和经验的认识及深切的理解。《送法下乡》与之相比，反倒显得概念化和书生气。不过这个批语并不能单落在苏先生头上，尽管我认为这本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著作应得到更多更严厉的批评，但苏先生在可以言说的空间里，已经说出了足够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雄辩之辞，并对目前僵化的法学思路造成了足够的冲击。他之所以更应该得到批评，是因为球场的另一边缺乏同等份量的言说以及同等份量的关于言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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