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后现代意味极浓的法社会学课题，放在这里存而不论。我的真正质问是，当“本土资源”被当作一种可能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宝藏时，事实上我们看到在《送法下乡》中，“本土资源”这一概念被清洗了。大量对于法治如何中国的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本土资源”被研究者抛弃，这些被抛弃的部分恰恰是看上去不太可能在学术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资源（在学者眼里是资源，在文本外是活生生的甚至是更重要的现实）。这一有着“概念先行”之嫌的立场在作者对基层法院民事上诉率持续下降的分析中有最明显的体现。作者得出结论说基层司法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不断加强、严重的司法腐败不过是媒体与受众共谋而出的假象。而收案数在10年间的巨幅增长、诉讼成本的成倍增长、判决未执行比率的增长、判决结案率的大幅增长，以及司法腐败的预期（即便是被夸大的假象）对上诉率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或者未被提及，或者被武断的否定。除了一份关于上诉率统计的初始资料外，全文的大胆立论几乎看不到实证的影子，而充满片面的臆断。其逻辑的不周延和轻率之处比比皆是（萧瀚兄曾对此书看似雄辩实则混乱的逻辑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略），实在难以想象出自一位名声卓著的法理学家之笔。
　　理论上的学术立场取舍，会对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构成什么样的干扰？从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送法下乡》，就是一个现成的值得细致分析的个案。
　　
　　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
　　
　　有一天一位女士突然冒出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她说：“现在农民才穿西装。”
　　随后我进行了一段时间服装的社会学观察。发现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几乎都穿西装，很便宜，批发市场几十元一套。在我老家，农民们几乎也普遍穿这种西装。城市中产阶级除了职业场合，平常都是夹克了，偶尔有流行的唐装。那么说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呢？短短20年时间（再加上50年之前近百年的铺垫）就到了这个局面，你在最荒凉最贫穷的地方看见的都是满眼西装了。至于民族服装主要留给了春节晚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若要讨论中国服装文化，就有人拒绝承认，说那是西方的，唐装、中山装和旗袍才叫本土资源。这就悖离了本土资源论者所标榜的经验主义，反倒将“本土资源”这几个字意识形态化。将“中国”与“西方”这一对概念偷换成“实然”与“应然”的对峙。对于活生生的，与西方经验重合但正在强势生长着的“本土资源”却视而不见。
　　这个被视而不见的本土资源在当今中国（包括苏力叙述中的基层），就是以市场化为根基的一个近代与现代夹杂的民间社会，和一个以西方化和现代化叙事为主体的观念世界的强势存在。在越来越多类似苏力提及的陕北某地的广大乡村，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接受关于民主观念和程序性的法治要求。举例说在我看过的许多上访材料中，指责政府部门不讲程序，缺乏某个图章或某道手续，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上访者们理直气壮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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