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无意深入地研究社会仪式的欺骗机理。也许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彻底揭示人间生活的一切原理。但是，在非诚信社会，我们一般需要做的，是需对庄严肃穆场景保持警惕。在社会仪式中，受语者完成了某种共同性的建构，从而通过受语过程，将社会分工的分歧彻底掩盖。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场景，就是“社会性社会”，人们也会对搞仪式着迷。现在许多人热衷于“典礼”致词，颁行教诲，这是“仪式”的作用，是对社会分工进行整合的机会，这种仪式欺诈性的百分比，不能自证，可被后续社会过程证明。
　　川江如果加入一种议政仪式，他会顺利地通过仪式完成组织化的共同性建构。他不再是单纯的笑星，他就是人民的正代表。
　　四、不断解释的社会过程
　　虽然仪式往往是庄严的，对见识大场面不多个体的意志，具有震慑作用，但是在科学家眼里，它和其他任何社会游戏是没有区别的，他们本质同一。开大会、开小会，在社会组织科学科学家眼里，和灯影演出、草台文艺，是同种组织技术，区别在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以及组织费用的支付能力。由于社会信息化冲击，仪式已经引发了人们在均衡信息环境下的警惕，故而，世界进入了“解释”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指，社会仪式的通常参与者，为证明仪式的正当性，要履行新的义务，参与社会解释的过程。一切将利益实现诉求通过社会仪式，毕其功于一役的时代过去了。无论是政治性社会还是社会性社会，对自身行为作出解释，是新的道德义务，拒绝解释意味着仪式参与者具备了某种不良企图。因此，解释成为仪式正当化重构的要件，从而可颠覆仪式具有欺骗性的完全判断。
　　川江参加仪式没有困难，困难在于从事解释工作。如果川江不能实现对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解释分工要求，他就会感到难受。他需要不断接受询问，作出关于我国政治法律建设的个体认识，并自圆其说。关键问题是，这种解释是需要建立在对制度与规范的必要了解基础上，而不能将解释的基石，直接建构于对制度和规范自我否定的荒野。
　　如果川江逼急了，去履行言说规范的义务，他完全可能提出这样一个议案：
　 “现在，有些媒体炒作无序，要立法解决！”
　　有些同志可能对这样一种议案眼熟，仿佛有抄袭赵本山之嫌。由于笔者并不能确认这样一个议案是本山正代表的杰作，因此我还是假设它是一个普通笑星川江的作品。
　　这样一种由于社会分工混淆的提案，令人震惊的是它将社会的制度和规范建设，引入歧徒。路径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忽视民事法律的笑星意志，将不再寻求现存民事权利救济的制度运作，即不再通过名誉权保护的诉权行使，或者着力于改善司法体系的救济职能，而是进行新的规范建构诉求。如果川江的“仪式同事”都是通过社会表演获取议政资格的，他们可能说：
　　“川江同志的议案很好，现在很混乱，该治一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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