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中，理论是需要复杂表述和论证的，但是真理本身，可通过简单方式认识。社会分工合理性，通过对混淆分工的效益进行相关比较，就可简明地认识。法学家去织造毛衫，产量和质量将低于熟练技工；反过来，毛衫厂的技工在法学研究方面，也许会毫无作为。这样的错位性安排，将减少个体和社会的收益，局部收益计算和整体收益计算，皆是效益减少。
　　如果将来社会分工理论成为一种普遍接受、赞美和追逐的社会理论，一定要感谢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对伟大科学家们的启迪作用。正是20世纪的中国社会分工的高度混乱，加强了科学家对社会分工问题的研究兴趣。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被劳动改造，嗜武蛮民成为社会经济和管理体系的操纵者，技术精进成为不良现象。社会组织者大字识得几个，就号称掌握了“社会规律”，政治标准成为了职业安排的标准。蛮人治理，导致在今天仍然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法盲长官遍及华夏，这些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好素材。这些现象本身或者可成为制造学术的资源。
　　川江成为国家议政人士科不科学，主要问题在于是否符合社会分工的要求。川江诚然擅长歌唱《唱支山歌给爸爸》，这并不代表他擅长研究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川江的生活经历证明，它是民间笑星，而非政治法律专业人士。但是，在社会分工混淆的社会，民间笑星演变为国家笑星后，进而成为议政正代表，并不是不可能的。本山成功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就是证据。如果我们将国家政治机构的职能确定为制定和改良、矫正权力性规范，而不是喜剧舞台，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笑星进入立法机构，代表着社会分工的失误。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分工相对清晰的国家，明星参政与我国笑星议政，参与形态是不同的，是需要雇请法律助手，支付参政费用，补充议政能力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情态下，参政就是直咚咚加入某种仪式。如果川江成为参政代表，他显然需要穿上西装（如果不是少数民族的话）、起立、端坐、鼓掌、接受采访；当然在完成这些仪式后，需要就餐、洗澡、睡觉，完成政治角色与自然生存者角色的数度轮换。这种新的分工角色，或许充满新奇或者疲惫；这种仪式，并不产生笑星的喜剧产品，而是消耗喜剧产品的生产时间。这就揭示出一个问题，社会分工混乱，可能通过社会的“仪式化运作”掩盖。
　　三、“仪式”的意义
　　社会的仪式，可能是一种欺骗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反的是，社会的自组织，是一种相对诚信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一个自然的情景下，秩序的联络往往反映交往主体的真实意志。如何证明社会仪式是掩盖社会分工混乱的方式？如何鉴别社会的仪式化过程中，包含的欺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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