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页12、130。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119。
李静冰：“民法中必须重申的两个观念”，《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页14。
民法学界目前对物权法的性质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即在与债权法对比的意义上认为其属强行法。这种提法容易使人发生误解，苏永钦教授对此作了精当的分析，重申了物权法的自治法品性。对此可参见前注［1］引文与《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刊载的苏教授大作“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一文。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21、62。
朱基，见前注〔4〕，页70。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497以下。
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页3以下。
该文主题是研究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但在这篇文章结论中，作者谈到，“将继续在本文所提供的框架里研究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其中心线索是在个人事实上拥有对其人力资源产权的基础上，公有制企业怎样向承认个人产权的法权地位的市场合约性组织转变。”同上注，页12。
周林彬、王烨：“国家所有权制度浅析——经济学观点的引入”，《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期，页87。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403。
同上注，页397～400。
徐国栋：“市民社会与市民法”，《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集体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同属公有制范畴，有相同之处。但是在我国的公有制体系中，国家所有制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行政性的色彩也更突出。所以，这里只以国家所有制为例进行探讨。
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草案的若干问题”，《民商法论丛》(第十六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350。
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256。
参见孙宪忠：“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上)，《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山东人民出版社，页485～530。
我们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在合同立法过程中已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具体内容可见张广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起草”，《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页11；梁慧星：“中国
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点”，《法学》，1995第2期，页13～14。由最终的
合同法条文来看，各种意见之间有一定的妥协。
墨子刻：《中国历史背景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秋风译，http://www.sinoliberal.com/china/civi1%20society%20in%20china%2001.htm,2001年12月15日。
哈耶克，见前注［7］，页513。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页108。
钱明星：“我国民事法制四十年的变迁”，《中外法学》，1989年第5期，页7。
王泽鉴：“物权法上的自由与限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十九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版，页236～237。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页215。
同上注，页215。
梁慧星，见前注［21］,页351。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70～73。
朱基，见前注〔4〕，页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