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与法治
鲜江临
【关键词】非理性
【全文】
法治的建构，向来被认为是理性的运用。这就是说需要用理性的长线，挂住规范的鱼饵，而不是放任鱼饵迷失在生活的汪洋。这条挂住鱼饵的“理性之线”，究竟有多牢靠，谁也不知道。这往往是理性人的悲剧所在：放长线，钓大鱼，一辈子都在想那个线的的问题，可能最后一只鱼的影踪都不曾见过。
社会人本不是这样“渔工”。他们在生活的汪洋，凭借动物式的反应能力，在规范之鱼钩、以及生活竞争对象冲击之间，展开理性和非理性的双翅，自由游曳。生活没有长线逻辑，甚至不讲逻辑。遇到威胁如何办？智叟云：“有了骚扰你就喊 ！”[1]。
“有了骚扰你就喊！”，绝对是个好的主意。 将其运用到生活实际，会受益良多。如果你骑车时遇见暴走族迎面而来，你老远就“哇！”，这比你不“哇”，增加 许多安全保障。如果你受人欺负，你又不愿血腥回击，你就放声大哭，声音响彻寰宇，很少有人拿你有办法。如果你“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还是要忍，你就可扮演一只死鱼，粘住你的侵权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赖皮害怕赖皮，卖灰面的人，最讨厌卖石灰的人 。当然，这是无法合法抗御侵扰的无奈办法。
社会法治中为维护权利，总是保障社会成员生物性反应机制。法律制度，不断赋予公民言论、罢工、游行、示威等等公民权利。这些权利，并非是对理性的嘉许，而是对生物性反应包括非理性反应机制的认同。为什么要游行，这不是因为沿着游行的路线，可以通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可以到达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是现实中甲对乙的生活博弈。这些活动，即使可被鉴别出行为与目的之间的逻辑联系，但是至少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活动主体的意愿，完全可以通过书面意见的形式反映，为什么要去堵塞交通呢？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脚，磨出血泡呢？为什么边走边喊，还要举手、挥拳？又不是演戏。
法律的世界，因此并非是理性独占的场域，只有企图钳制生活的法律，才会用所谓的全面理性去解释世界。理性霸占世界，要求人就不再是凡人，而都要成为规范生存的君子。但是，社会规范对生活的全面干预，很容易呈现被规范生活下的集体萎靡，形成病夫社会。这同非理性亢奋形成狂人社会一样，对社会都是可怕的事情。
社会防卫机制中非理性形式引入，是一种文明制度的整合形式，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妥协。法律成不了科学，规则变不成真理，这和法律中的非理性基因是有关联的。由于人的生物性局限，人只可能建构一种个体理性，人们只有默认法律这种和人的生活秩序匹配的东西。除了法律对非理性生物反应机制的引入，在法律关于权利义务的设计上，也带着非理性的实质参与，因为权利、义务的设计，也是一种意志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这就让法律规则很难说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比如，土地法律制度是强调社会集体的利益，还是偏重于维护个体权利，规则可能体现两种不同的想法。这样的具体规则设计，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是理性的，但是在变化的条件下，又是非理性的。什么是判断的标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