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城管罚款：某市以管理城市市容为名，故意放进农民，以乱占道路名义，实施关门打狗战术，执法者私印罚款收据，将收入作为执法机构收益。（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某案例）
2、殡葬罚款：禁止土葬的火葬地区，交4000余元取得土葬权。
3、交警超法定罚款幅度，普遍性的高罚款。
（二）威胁公民人身安全的形态
此种执法形态，前提是执法依据中存在管制公民自由的行政措施，通过实施这样的人身自由管制，使执法对象不再处于公众视野范围内。此种执法形态一般出现在行政拘留、收容等短期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中，由于限制自由的法定期限不足以让公民以缴纳费用进行惩罚的交换，执法者采取人身伤害，或放任人身侵害，促使被约束的公民，缴纳费用。
如：某市外来人口管理：某市以管理外来人口为名，通过关押、殴打等方式，胁迫外来人员，甚至倒卖外来人口牟利，不从者，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孙志刚案的广角镜头）
（三）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运作，威胁公民人身自由的形态
这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执法形态。它在单个执法组织执法形态外，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公安、法院，利用对罚款等经济惩罚的提成分配机制，对“行政违法者”，实施联合打击。分成制是维系此种执法形态的关键，没有执法机构内部的分成制、与联合打击合作者的分成制，这种执法形态，难以维系。
如：某地工商机关， 对公司在注册资本入帐方面存在非规范行为的从业者，通知前去谈话。谈话中，行政执法者翻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让“违法者”知道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质”。在“违法者”的恐惧中，出示“暂收款通知”，上载：于某年某日，交暂收款若干万。这样的通知，发生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或者说，行政处罚根本还没有进入法定程序。为了使这样的通知生效，行政执法者使用一个必要的“道具”，即出示报刊登载的某人虚报注册资本，判刑若干年的的报道。这样的执法机构，内设罚款的奖励机制，即“办案人员”将从罚款中按一定比例提成，如将暂收款20％化为“办案奖金”。十万得两万，二十万得四万，罚得多，奖得多。这种“办案所得”，使“共和国执法队员”乐此不疲，亦致执法机构获利80％ ，形成组织内共同盈利模式，实现了零成本基础上，利益的巨额增长。 中国社会中惯用人情资源，走关系的“法律习惯”，即本土资源，在此种经济利益的格局中，也丝毫无法产生效用。即使这样的执法机构的外部的上级机构，也往往难以改变基层执法者的“执着”。一个并不一定违反刑律的公民即所谓的“行政违法嫌疑人”，如果不配合此种“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者”威胁会将你“丢进监狱”。考虑到监狱，并不是公民、企业家们生活的好地方；考虑到“行政执法者”与基层司法势力的联合，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自组织现象；考虑到“行政执法者”确实真正将“行政违法者”，随机性“丢进”了监狱，在此种情形下，“行政违法者”不得不就范，在“暂收款通知”限定期限内，将人民币乖乖地上交“共和国执法者”那里。
依据行政法律，“行政执法者”的行为，是一种可诉的行为，它明显违反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但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存在行为法律瑕疵的人民群众的反抗，可能遭受基层执法的联合打压，因为得不偿失，往往放弃权利救济主张。这种组织化、趋利化的行政执法形态，并不在于恢复法定秩序，或者向违法者如实兑付法律代价，它模糊了刑罚界限，利用人们惧怕失去人身自由的心理，损坏了国家刑事法律体系，间接打击了司法机关的法律权威。此种“行政执法”，以行为存在法律瑕疵公民为对象，完全让公民陷入权利的非可诉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