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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法上物权与债权地位所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原因，日本学者我妻荣在其《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一书中作了极为精辟的具体分析。
针对所有权的作用所发生的变化，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所有权最重要的作用已经不是利用物质客体，而是将其作为资本，利用资本获得利益。亦即在这种组织下，所有权的作用不是对物的支配，而是对人的支配（如生产资料的所有人对作为非所有人的劳动者的支配）。然而，要想把所有权作为资本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否则，所有权就不能发挥其最重要的作用。[44]为此，便发生所有权与债权的结合，所有权依靠债权而发生作用（如土地所有权主要靠与不得不利用他人土地的人们订立租赁契约或设定用益物权的契约以取得地价或地租债权而发生作用；生产设备所有权靠与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订立雇佣契约以取得请求给付劳动力的债权而发生作用，而商品所有权，则靠与不得不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订立买卖契约以取得价金债权而发生作用，至于以增殖为目的的货币之所有权，则靠与以将来返还等值货币为内容的契约相结合，以取得可请求利息或股息的债权形式而发挥其作用）。如此一来，土地所有权支配着土地使用人；生产设备所有权支配着不得不被雇佣的无产者大众；商品所有权支配着消费者（强大的生产者拥有大量商品，即可产生对消费者的支配力；具有独立地位的商人介入生产与消费领域，通过拥有庞大的商品交易资本和巨额商品，也可以对一般消费者形成强大的支配力）；而货币资本所有权，则支配着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企业主体。各种所有权的作用逐渐从对物的支配而逐渐推移到对人的支配，所有权固有职能逐渐淡薄，而与其相结合的债权的色彩逐渐浓厚，而当所有权这种对人的支配作用达到极点时，所有权就成为手段而被债权否定了！换言之，所有权原来的本质作用是为了确保对外界物资的利用，以保障对外界物资的所谓派他的效力。但当所有权的作用已不是保障其主体对这些物资的利用者的地位，而是赋予对物资利用者的支配力量时，亦即必须以债权来实现这种支配力时，债权就不再是到达物权的手段，而是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财产与其说是依物权而成立，毋宁说以债权作为要素，出现了财产债权化的现象。债权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近代社会中对于财产的拥有并非表现为对物的拥有，而是表现为对他人的请求权即“信用”的拥有），而在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各种债权中，金钱债权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尤其在流通信用及投资信用两个领域，其逐渐具备了支持社会的全部经济组织的力量。[45]
总之，物权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某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民法自身的变化：在一个法律认可支配他人人格的时代，物权是社会构成的中心。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不仅对外界的“物”进行支配，而且可以支配“他人”。“这一点，无论是像日尔曼法系那样将身份性支配包含在所有权的概念中，还是像罗马法系那样把两种支配做概念性的区分，两种情形并无显著的差异（罗马法中承认奴隶上的物权）。但近代法宣布，任何个人都是不服从于他人法律性支配的人格主体（Person）。因此，只有物才可成为法律上直接受支配的标的。人和人之间在法律上的一切关系，都是依照基于自由意思的契约关系而成立的。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之下，社会法律关系的成立，是靠以‘所有权自由’和‘契约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物权和债权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完成的。但是作为抽象概念的‘人格’，欲不能防止因贫富差别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支配关系。最近的法律正着眼于具体的‘人’（mendch），试图努力保障一种事实‘像人似的生活’（Menschemwürdiges Dasein）。这种‘从奴隶向人格、进而向人’的理想的进化，导致了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的根本变革。法对社会生活的规范，透过这两者逐渐得到强化，并由此产生了私法和公法的混淆，此成为现代物权法的根本特征”。[46]
通过学者对于从物权优位到债权优位的深邃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理清物权与债权发生相互渗透及界限模糊的主要原因。这对于我们从超越法律制度本身之更为广阔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物权法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迪价值。但是，当我们收回脱缰的思绪，回到物权法技术层面之现实时，我们必须看到：无论“物权债权化与债权物权化”，或者“物权本位向债权本位之转化”，或者“物权从对物与人的支配，到纯粹对物的支配，再到通过支配物而支配人”，所有这些从不同角度对物权进行观察后得出的结论，都仅仅具有一种揭示物权这一事物之本质所发生的发展变化的作用，而并非对物权本身（物权之基本属性）的全面否定。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所谓“多元化”（这个词，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一切领域）。法律思想、法学观点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自然也会“多元”起来，乃至于有人断言“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为现代法学的一大特征。[47]至于法律概念，其作为对某类事物之本质属性的抽象，其原来有可能具有的精确性必然要随着该事物的发展而逐渐弱化，甚至最终由于不断更新的注释而脱离原意，以至于仅仅残留其表达形式的空壳，面目全非。如前所述，物权的概念产生于中世纪，物权体系及债权体系形成于19世纪后期，迄今为止，时光已行进了100多年，时世沧桑，社会生活早已面目全非。因此，继续以“财产的归属”与“财产的流转”来概括和区分纷繁复杂的财产关系，以物权和债权来界定和区分财产权利的基本形态，必然要出现各种漏洞和谬误，学者所指出的物权与债权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乃至于相互转化，便是确凿的证据。与此同时，依据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新的材料，日益进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不断开拓新的视角和思路，而揭示固有理论的局限，指出事物之发展的某些重要趋势，尤其是超越法学学科领域的桎梏，以历史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法学问题，则是现代法学应有的特征。但是，世界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存在基础的崩溃，法学问题的多向、多极思考，并不等于法学基本理念的虚无，法律规则适用上无论出现多少例外，并不等于法律制度的结构性坍塌，而物权与债权在某些领域、某些场合的含混，也并不等于此两项权利基本类型划分价值的丧失。至少，在重新设计全新的权利概念并以此为依据重构财产法体系的任务未完成之前，传统的物权和债权的概念必须坚持，传统的以物权和债权为基准的财产权利体系必须维护。
事实上，在经济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物权的特性仍然存在，物权与债权的性质区分仍然存在，而对于一项权利是物权或是债权的认定，仍有重要意义。例如，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如法律规定为合同权利（债权），则承包权之存废，取决于承包合同的效力；承包权既为债权，则不具有对世效力，如果土地经营活动被他人侵害，则承包权人只能通过发包人诉请司法保护，等等。反之，如果法律确认承包权为他物权（用益物权），则承包权一经物权设定方式予以设定，则权利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承包人对土地的支配力将大大增加，承包人与土地结合的紧密程度及承包人的地位，将远远高于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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