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同一时期，法国最高法院也多次确认物权种类的法定范围时不受限制的。如法国最高法院诉状审理庭1834年2月16日判决指出：“法国民法典第544条、第546条、第552条是对关系到所有权的性质和效果的共同权利的宣告，但无论是这些条文或条文，均不排除所有权的原有权能的不同形式的变更和分离。”（转引自Malaurie et Aynès, p.81）
Carbonnier,Les biens,p.79.
不动产转让是由法国1967年12月30日颁布的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合同形式，它包括长期用益权及建筑权转让给受让人，如同长期租赁合同或建筑租赁合同（以建筑为目的的土地租赁）。不同之处在与，其租赁较高，且受让人无须就不动产投入大量工作。（B.Boccara,，《土地转让》，J.C.P.1969,I,no.33-34）
参见拙著：《法国物权法》，第35-36页。
Heck：《物权的概论》，第23.10，第91页。转引自段匡：《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法上的物权法定主义》，《民商法论从》第7卷，第257页。
段匡：《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法上的物权法定主义》，《民商法论从》第7卷，第263-264页。
崔建远：《我国物权法应选区的结构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底3期。
王利明：《物权法论》，第95-96页。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第70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77页。
引自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77页。
我妻荣：《日本物权法》，第23页。
日本大审院（日本就
宪法下最高的司法法院，1875年设置，1947年废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但不具有司法行政监督权）1917年2月6日民事判例集第202页。
日本大审院1940-年9月18日民事判例集第1611页。
我妻荣：《日本物权法》，第29-30页。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3年台上字第776号判决、1977年台上字第1097号判决。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2年台上字第2043号判决、1982年台上字第2052号判决以及1983年台上字第3629号判决等等。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47页。
我妻荣：《日本物权法》，第24页。
我国《
担保法》规定自然人的一般动产的不经登记而设立，同时规定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对第三人无对抗效力。此种规定毫无意义：仅在当事人之间“有效”的抵押权根本不具有任何担保作用。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44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一册），台湾版1992年9月版，第34页。另王泽鉴先生同时提供的一个判例也可作为参考：台湾“最高法院”1966年台上字第1635号判决（司法院公报第20卷，第九期，第7页）指出：“按契约通行权为债权之一种，原审认上诉人之父谢财旺出卖土地时，与李义杰就系争土地所谓通行权之约定，为物权契约，所持法律上之见解，实有违误；且上开通行权之约定，仅俞契约当事人间有其效力，如经李义杰让与此项权利，依民法第97条规定，非经通知，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原审竟谓此项权利之让与，无通知上诉人之必要，亦嫌无据。”
王利明：《物权法论》，第96页。
但其实不然的是，如前文所述，“双重所有权”理论所倡导的“股东所有权”其实就是一种法定物权之外的“所有权”，此种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一旦成立并延伸到土地之上，则类似封建制度的某种土地制度的重现，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参见苏永钦：《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2页。
我妻荣：《日本物权法论》，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