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下）
尹田
【全文】
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尹田
目次：
一、物权公示的对象及其价值
（一）关于物权公示对象的四种观点
（二）关于物权公示的价值的既有理论
（三）物权公示是“权利公示”还是“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
（四）评析
二、物权公示的效力
（一）概说
（二）我国立法模式选择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三、物权公示的公信力
（一）“公信力为公示之目的”质疑
（二）物权公示与物权公示的公信力的关系
（三）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之公信力的强弱差异
（四）动产占有与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的表现形式
四、有关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几点结论
三、物权公示的公信力
（一）“公信力为公示之目的”质疑
依通常说法，物权公示的公信原则，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现之物权纵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对于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示之物权，而为物权交易之人，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之相同法律效果，以为保护之原则”。[52]
很显然，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其力图解决的问题并非于正常情况下第三人利益的保护问题：在公示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完全吻合的情形，第三人对物权公示的信赖不会被辜负，故不存在信赖利益的任何损害，物权公示的公信力无从积极表现，亦无所谓公示的公信力之有无。惟在公示的物权根本不存在或者其内容与真实物权不相符合，此时，方存在为物权交易的第三人的信赖利益，而物权公示的公信原则，则对第三人的此种信赖利益予以保护，以维护交易安全。
但物权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的关系如何？依通常说法，“公示方法有保护从事交易之善意第三人之机能，此种机能，自法律上效果观之，即为公信力”。[53]亦即物权公示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必须通过公示的公信力加以表现。由此推之，采用法定公示方法的物权具有公信力，应当是物权公示制度本身的目的所致：如果说物权公示的价值在于透明物权关系以保护交易安全的话，那么，经过法定方法进行公示的物权仍不足以使人信赖，物权公示的必要性便殊值存疑。所以，物权公示的目的即是使公示的物权发生公信力，而物权的公信力则是公示的必然结果。
但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吗？
至少不能不提出三个疑问：
一是既然公信力是公示的必然结果，那为什么在罗马法上并非不存在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但其公示根本不具有公信力？而且，为什么近代以来，承认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的只是德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等，但法国、日本等国基本上不承认其具有公信力？
二是尽管现有理论在阐述物权公示的公信力时，常常并不区分动产与不动产，给人以动产占有与不动产登记具有同等公信力的印象，但事实上，有关论述在具体说明物权公示的公信力时，通常仅局限于不动产（言及公示的公信力，通常举出的例子都是在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的情况下，受让该不动产的善意第三人依登记的公信力而获得保护），而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在动产的体现，却鲜有直接说明，[54]多半被有意忽略，这是为什么？
三是在发生无权处分的情形，如果受让人为善意，则其依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真权利人无权请求其返还。对此，倘无权处分的标的物为不动产，学者多半言之“是基于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的作用”；而如果该标的物为动产，则言之“是基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作用”，而不言之“是基于动产占有之公信力的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动产善意受让人获得保护是基于动产占有的公信力，而不动产善意受让人获得保护是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那为什么多数立法并不将善意取得制度同时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德国除外），或者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原则及其效果同时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而非得要分别适用，徒增法律适用和理论阐述上的烦琐？
很显然，在物权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的关系问题上，或者说在对于公示的公信力的解释上，存在某些理论阐述的模糊，由此导致对于具体制度理解上的模糊（如善意取得制度之不适用于不动产的原因）。从此点出发进行分析，也许可以深化对于物权公示之公信力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