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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理解是，物权的排他性包含两层含义：一为同一物上不许有内容不相容的物权并存；二为物权人有权排除他人对于其行使物上权利的侵害、干涉及妨碍。[33]
很显然，物权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此为物权的基本属性。但物权的这一属性实际上是纯粹站在“权利”的角度对“人对物的支配”即“人与物的关系”所作观察的结论。如果将物权的排他性理解为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所包含的当然性质，则物权的定义自然无须再阐明物权的“排他性”。而如果将物权的排他性理解为物权人有权排除他人侵害其权利行使，则此种“排他性”即表现了物权为物权人与“任何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主张“对物关系说”的人，因其认为物权即支配权，故其选择的物权定义就应当是“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反之，主张“对人关系说”的人，因其认为物权为人与人的关系，故其选择的物权定义当然是“物权为具有禁止他人侵害的消极作用的财产权”，而主张“折衷说”的人，因其认为物权一方面为人对物的支配权（物权的积极要素），另一方面是权利人对抗任何人的权利（消极要素），则其选择的物权定义当然应当同时反映物权这两方面（对物与对人）的特性，因此，如其将物权的“排他性”理解为物权的“对抗力”，其物权定义应为“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如其将物权的“排他性”理解为被“直接支配性”所包含，则其物权定义应为“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并对抗任何人的权利”。但是我发现，对于物权特性的分析，有时并没有被符合逻辑地用于物权的定义，表现为：一些主张“折衷说”的学者，其通常一方面将物权的排他性理解为“一物无二主”，认为排他性为直接支配性所包含，不承认排他性与绝对性为同一事物，但另一方面又将物权定义为“物权人对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34]或“物权，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排他性的享受其利益的权利”。[35]这就是说，主张所谓“折衷说”的学者，对之并未真正予以贯彻。而与此相反，一些主张“对人关系说”的学者，在认为物权的排他性包含物权的绝对性的同时，其对物权所下的定义反倒成为不折不扣的“折衷说”。[36]
依我所见，对物权的“排他性”不应作字面理解。此处的“排他”，应当理解为“排斥”之意，即某人支配某物，即排除他人支配之可能性。而物权对“任何人”的对抗，表现为物权效力的绝对性。至于“对物关系说”与“对人关系说”，前者反映物之归属关系，后者反映物权人与义务人的关系，均可成立，无须折衷。而物权的定义仅须揭示物权作为权利之最为基本的特性（直接支配性）即可，其所具有的对世效力即绝对性，实质为一切支配权所具备（人身权、知识产权等），并非为物权所独有，故不必在物权定义中明示（否则，人身权须定义为“以人身利益为标的并对抗一切人的权利”；知识产权须定义为“对智力成果享有的并对抗一切人的权利”，何其烦琐）。
为此，物权的定义确定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即可。[37]
【注释】 引自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页。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之脚注。
转引自王利明：《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页之脚注。
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1页。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7-18页。
北川善太郎：《民法总则》，第34页。转引自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第19页。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页。
于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北川善太郎：《民法总则》，第34页。转引自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第19页。
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第19页。
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2-3页。
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3页。
刘志扬：《民法物权》上卷第2章第1节，1948年版。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6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1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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