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纠纷的处理结果则是这个中间人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调查过程中这位老人对我说，“早知道会落到这个下场，当初用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会去（解决纠纷）”。交谈中可以看出老人很伤心，也很困惑，不知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会落到“猪八戒照镜子的”下场。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换了另外一个人来，也肯定会像他这样处理。整个过程中老人不停叨念“世道真是变了”。老人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前辈，然而我却无法用只言片语去解除他的困惑——虽然我很清楚，作为前一个时代的乡土权威，在社会转型时期，他的处理纠纷的方式在面对迈向现代化的语境时不可避免要碰壁。
　　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思维方式的交替时期。他们既继承了许多乡土社会的传统的“规矩”，又开始受到现代观念的冲击。前者的表现在于他们遇到纠纷时下意识地想到要在自己家族内部解决，不轻易让“外人”知晓，更不喜欢让“当官的”介入，所以在此纠纷中选择了自己家族内的人来解决。然而由于城乡交流机会的不断增多，外出打工的人和念书的人[6]不断把现代思想带了回来，对传统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于是纠纷的双方已不再满足于那种和稀泥的处理方式，而是力求把纠纷处理清楚。然而他们毕竟无法完全脱离尚处于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的新旧交替的语境，于是在要不要把纠纷拿到法庭去解决的态度上，又不是很坚决。加之大部分村民在这件事中所持的立场，让他们陷入了犹豫。中间人的纠纷处理方式在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中已经无可挽回地滑入了失败的境地，这种古老的曾经颇受中国乡土社会所青睐的和稀泥和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已经丧失了其立足的市场。作为曾经活跃于前一个时代的乡土社会的权威的代表，故事中的中间人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三、张某之弟——乡土社会中走出的现代人
　　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张某之弟没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本文的视野之内，他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现代青年相比，他的经历又要丰富得多。作为从乡土社会中走出来的佼佼者，这类人既有乡土社会的独特经历，又经过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洗礼。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生活经历让他们对社会有着多视角的把握。在整个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宏大语境中，他们虽然对乡土社会还有着某种程度的眷念，但是经过对比和权衡，他们到底把天平的砝码投向了现代法治社会的纠纷处理方式一边，在处理纠纷等方面的理念已经彻底摆脱了乡土中国那一套“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暧昧立场，力主把纠纷引入现代法治话语的框架内来解决。
　　具体到这个故事中，张某之弟不但反对中间人——其大舅的纠纷处理立场，而且对现代法治会对此事作出何种评价有着清楚的认识，于是坚决主张那100元的假币与其哥无关，即使要到法院解决，那也是刘某的事。[7]与中间人——其大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乡土社会的权威，其大舅对乡土社会的纠纷处理有着捻熟的经验，而作为从乡土社会中走出来的，已接受了大量现代知识的青年的代表，其对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及国家权力会对此事件做出怎样的规制有着准确的把握。笔者自己也是这个角色中的一个。纠纷发生时，纠纷双方也曾找过我，让我这个学法律的人给他们一个法律上的“说法”。不等我表态，我父母就回绝了他们，说我年轻，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处理不了。当时我对父母的这种态度颇有微词。直到自己亲眼看到事情发展到后来的局面，才对父母当初的态度有所理解。作为在这个地方生活了近五十年的人，他们对乡土社会的风土人情自然也是了如指掌。虽然我也不时给他们灌输过一些现代法治知识，但是他们比我更清楚我的那一套书本上的处理方法在现实中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张某之弟提出的和我当初的想法大致相同的建议最后终于在村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归于沉寂，使得现代法治的正当化设计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的语境中“兵败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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