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起警察伪证案的评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在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处于原告地位，固不得为证人，然而处于协助地位之人（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既与被协助者有利害关系一致，则是否应具有证人能力，不无研究余地。[15]言外之意，警察出庭作证并非没有可能。有的台湾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警察不但可以就其侦查过程中亲身观察到的事实作证，甚至可以就间接体验的事实亦能作证，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员虽从事于该案件之侦查业务，但于该案件之审判程序中，即非当事人，又不参与审理。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其因职务上观察事实，法院仍得以之为证人加以传讯。唯证人之性质，限于陈述自己所体验之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如许其因实施侦查阶段所体验之事实加以陈述，与以检察官，为证人无异。至其所体验之事实，系因其执行职务时所直接体验者固勿论，即其间接体验者，既非居于诉讼当事人地位，仍得以之为证人；但其供述仅具有传闻供述之性质。”[16]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司法警察职员不是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17]因此，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验结果在公审日期作为证人而受到讯问。[18]台湾著名法学家蔡墩铭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角度主张：“司法警察官员负有调查犯罪之义务，亦因如此，必须对其调查之犯罪负有作证之义务。在调查犯罪时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应对其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及自白任意性分别予以作证，以证明其取得自白之合法性，俾法院得采用被告之自白证据。”[19]
　　㈡警察作证并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
　　根据学术界的通说，证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以此为由推导出“证人优先原则”进而反对警察作为证人并不能成立。首先，证人作证的案件情况既包括实体性事实，也包括程序性事实。这是因为刑事诉讼过程既是一个适用实体法的过程，也是一个适用程序法的过程，而适用程序法的过程必然产生程序性事实；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尤其是当程序性事实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时，法官应对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会对是否正确定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如不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予以澄清，就难以判断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进而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无从谈起。因此，主张证人必须就诉讼之前的案件情况作证从而反对警察的证人身份是不全面的。其次，就执行某项侦查任务而言警察的确具有可替代性，但是，警察一旦执行某项侦查任务，他就成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特定人，如侦查人员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况，侦查人员在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等等，此时他又成为不可代替和不可选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