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仿佛是在一夜之间，程序正义、正当程序、程序革命、程序的独立价值、看得见的正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突然成为法学理论和诸部门法学的关键词。在法律改革的实务方面，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成为“亮点”。
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情形是，有学者干脆提出“法即程序”的命题，并引发一定范围内的讨论。
这里主要对行政决定制作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进行简要考察。关于行政立法程序(rulemaking procedure)，特别是规章制定程序，由于在立法和制度实践上还处在不断变动的摸索阶段，在这里我们不专门进行考察。
关于社会转型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以及这一社会现实中法律程序对于法制建设的意义，笔者在其他论文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参见，罗豪才，王锡锌：《行政程序法与现代法治国家》，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第
54条。
关于对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详细讨论，参见王锡锌《程序正义基本要求解释》，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正当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 》，载于《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
《
行政复议条例》，第
5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2条。
《行政处罚法》，第
42条，第（4）款。
《行政处罚法》，第
38条，第
42条第（4）款。
《行政处罚法》，第
37条.
关于美国正式的行政裁决过程中“审判式听证程序”的特征，参见Bernard Schwartz，Adjudic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32 Tulsa L. J.（1996），pp.203-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