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项的规定主张该赠与合同无效。如债权人Ｊ等15人若欲依同条第3项的规定主张无效，则尚
须证明Ｈ与Ｗ1、Ｗ2恶意串通后为虚伪表示行为，而则对于债权人而言，较为困难。债权人Ｊ
等15人主张债务人Ｈ与被告Ｗ1、Ｗ2间的赠与合同无效，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
中，由于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而仍与Ｗ1、Ｗ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显然不属善
意第三人，因而该无效的法律效果可对抗之。另外，在本案中，债务人Ｈ（Ｗ）将房屋低价转
让与恶意第三人Ｌ，尚不具备
合同法第
52条第2项与第3项的规定，除非债权人能证明恶意第三
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
或者证明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通谋为虚伪表示行为。
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因适用
合同法第
52条第２项或第３项的规定而有所不同。如适用第5
2条第2项的规定，将导致第59条的适用。
合同法第
59条的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依此规定，在
本案中，受让人Ｗ1、Ｗ2与债务人Ｈ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而取
得的财产应返还“第三人”。此所谓之“第三人”究竟所指为谁？按照词义解释的同一性，债
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此处的"第三人"
应指债权人Ｊ等15人，即受让人Ｗ1、Ｗ2应将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Ｊ等15人。如此法
律后果，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而若适用
合同法第
52条第３项的规定，则不会发生如此无稽的法
律后果。但是，由于本案不符合第3项的规定，因而无有第58条适用的余地，而适用第52条第
2项的规定，虽能保护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却将导致适用第59条的规定，从而发生上述
难以理解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文认为将本案作为无效合同处理，从其法律效果上而言，并非
妥当。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间恶意串通所为的无偿转让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
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是，该行为是否可以适用
合同法第
52条第2项的规定，仍
有疑问。这就涉及到第52条第2项规定中“第三人”的解释问题，此问题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
合同之间的界限有关。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界限
法律行为之撤销，有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
合同法第
74条规定的可撤销法律行为；有非因
意思表示瑕疵的，如
合同法第
74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从广义上看，二者都属可撤销之法律
行为，而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也属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１７］本文从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
的角度进行论述。
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合同成立制度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治
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
的干预。我国合同法对于欠缺一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依其欠缺的程度与瑕疵的性质，分别予以
不同的评价，将有瑕疵的合同在效力上区别为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民法对
不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何以会作出无效、得撤销、效力未定乃至完全有效的规定，此乃立法
政策上的问题，亦即视其所欠缺要件的性质如何以为决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利益、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