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美辩诉交易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英美辩诉交易实践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非是说我国不能借鉴辩诉交易，利用其长处。实际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主动认罪的被告人，有的检察机关在提出有关量刑的建议时，也会提请法院考虑该事实，这虽然不完全等于辩诉交易，但其中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对我国而言，辩诉交易如果规范、运用得当，至少有以下好处：（1）在制度层面上，有利于完善我国程序体系的设计，在实践层面上，有利于提高效率，减轻案件压力；（2）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这对并不发达的我国有特殊的意义；（3）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4）有利于促使犯罪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其回归社会；（5）有利于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制度化；（6）可以将该制度与保障被害人权益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促使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和谐关系；（7）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超期羁押问题；（8）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流疑难案件。
　　当新问题产生，衡平和正义将指引我们的思想找到解决方案，仔细审视这些方案，人们会发现，它们符合对称与有序，甚至成为一种崭新的对称与有序的起点。 笔者认为，构建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也可能成为解决司法改革一系列难题的突破点。在符合公正与效率理念的前提下，构建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应当处理好社会、被告人与被害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具体而言，应当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限制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
　　在我国，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考虑，辩诉交易程序只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不能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包括：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二是经审查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三是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四是被害人不同意交易的案件；五是其他不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
　　（二）完善辩诉交易的保障机制
　　辩诉交易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一是设立控辩双向的证据交换制度，这是辩诉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辩诉交易一般应通过辩护律师进行，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三是设立对辩诉交易的监督机制， 包括①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②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检察委员会），③设立民选监督机构。四是设立预审法庭，使证据交换和辩诉交易在预审法官主持下公开进行，以避免暗箱操作导致的司法腐败。
　　（三）辩诉交易的结果应取得被害人的同意
　　公诉案件在辩诉交易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只有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交易。应将辩诉交易的书面协议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应在送达回证上签署“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并由检察机关入卷存档。只有被害人同意辩诉交易协议内容的案件，才能按辩诉交易程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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